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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记忆》第一一三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5月 17, 2014 9: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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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2014年5月15日第8期
REMEMBRANCE       总第一一三期(增刊) 
                  2008年9月13日创刊


目 录

【专 稿】
张业赏 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

【北京文革】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
10.炮打谢富治
11.对潘梓年、吴传启宣战 4月10日江青接见聂元梓

【卞案研究】
叶维丽 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二)
启 之 追凶与包庇——女附中“八五事件”浅析

【林彪研究】
蒋 健 破解《“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

【学苑新语】
崔龙浩 1957年“上海工潮”原因的再探讨——以纺织工人为例的考察

【评 论】
金光耀 文革风云现纸上——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

【述 往】
津 平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怀念赵昭彦

【序 跋】
萧冬连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书 讯】
梁幼志 《罗瑞卿案》在香港问世

【纠错擂台】
中华论坛:谭厚兰被迫害惨死

【编读往来】
1.蒋健、郭予庆、郭世杰为《红刊过眼录》(上)纠错 2.印红标的更正
3.刘进的更正与纠错. 4. 花开花落谈刘进、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未尽之责
【版权声明】


【专 稿】

作者简介:张业赏,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党政机关、研究部门、高校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山东地方史研究。


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

张业赏

摘 要 山东高校的“大辩论”是文革初期山东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自身对运动的理解和判断而决定开展的。开展“大辩论”的目的是给受到运动冲击的高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定性,以加强学校党委领导、控制运动的能力和暴露学生的思想状况,为结束文革做准备。“大辩论”进一步加剧了激进学生与党委和学校工作组以及学生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反映了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对整个文革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文革 山东 高校 大辩论

“大辩论”与“大字报”一样,在文革运动中盛行一时,被当作所谓发动、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实现运动目标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手段而推崇备至。在文革初期,由于对运动的性质、斗争目标等的表述模糊不清,理解各异,参与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虽对“大辩论”都表示拥护支持,但对于运用“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大相径庭。本文所说的“大辩论”,不是文革中泛指的一种运动形式和手段,而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即文革的发动和再发动期间,山东地方党委为指导、控制高校的运动而采取的一项具体举措。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这段时间的运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大辩论”是山东省委在当时的形势下,根据自身对文革的理解,为了引导、控制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在全省高等学校开展的,仅仅持续十天左右的重要事件,当时也被指责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压制学生运动的行为。山东高校“大辩论”的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态度和认识,也对整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高校文革初期“大辩论”的史实为依据,记述、分析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高校开展“大辩论”的意图、“大辩论”的内容和过程以及对整个文革进程的影响,弄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文革本质的认识。

一、开展“大辩论”的意图

文革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领导,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王年一认为,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估计、运动目标的设想、打击对象的确定等等的不同,中共中央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方针:毛泽东的“天下大乱”的方针和中央第一线的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看站运动的方针。 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避开党的组织系统,利用个人的权力、威信和影响而发动的,许多地方党政负责人对开展文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对象、运动的具体部署等等均不了解,只能参照以往政治斗争的做法和经验,按照自身对中央文件精神的理解,根据中央的部署来领导运动。山东省委也是如此。这种状况既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安,又增加了地方领导人和各高校党委负责人处理运动中具体问题的难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状况也为地方党委留下了为控制运动而采取一些措施的空间。“大辩论”就是山东省委按照自身对运动的理解和形势的需要,为控制局势,掌控运动方向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具体来说,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大辩论”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受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和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影响,山东高校的一部分学生对学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产生怀疑和不满,学校党组织和省委派到各高校的工作组的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领导、控制运动的能力削弱,亟需通过一定的方式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和控制运动的能力。
文革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高等学校既是最早参与文革,也是矛盾凸显和最为活跃的地方。当时,山东有高等学校16所,在校生2.2万人。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五一六通知”规定的斗争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人,即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于干部阶层的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在运动之初,斗争批判的矛头一般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和具有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双重身份的个别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如山东大学党委在运动初期内部确定的11名斗争对象和公开批判的人物,除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蒋捷夫一人是党员外,其他都是知识分子、著名教授,如冯沅君、高兰、胡昭全等。 山东师范学院最初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个别青年教师。有些系的学生因为对个别教师不满,自发鸣放,贴大字报。当时受到大字报攻击的几乎全部是教师。山东医学院则要求学生“不要乱怀疑院领导,矛头要指向见报的敌人”,重点批判《大众日报》已公开批判的山东省副省长余修。 6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播发以及《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使山东高校的局面发生了急剧变化。对大字报这种形式的肯定和北京大学党组织被指责为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和“黑帮”、“黑组织”的做法,引发了部分学生对本校党委的怀疑和不满,一部分大字报的矛头开始转向校党委及其负责人。如山东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吴富恒引狼入室居心何在?》,揭发山大副校长吴富恒和余修的关系。 揭发校党委书记、校长成仿吾,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孙汉卿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山东师范学院有些大字报也把矛头直接指向院党委,怀疑山师院党委和北大党委一样有鬼,批评院党委领导运动清规戒律太多,有的则用类似北大大字报的口吻质问院党委某些负责人,甚至直接揭发或质问院党委个别人,如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凡、王大彤等。在山东医学院,从6月5日开始,怀疑、质问院党委的大字报,如“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态度”、“山医向何处去?”、“调虎离山记”、“这场空城计值得研究”、“这是缓兵之计”、“为什么不让学生贴大字报?”、“孙绪峰同志的后台老板是谁?”、“也许三家村黑店的伙计就在身边”等纷纷贴出来。 在山东农学院,6月13日国恕连等20人贴出题目为“院党委的同志可信任吗?”的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认为院党委里有一条黑线,院党委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欣赏者、吹捧者,院党委是最大的牛鬼蛇神。 国恕连的大字报得到部分学生的支持。
针对部分学生的所谓造反行为,山东所有高校党委都采取了反击的态度,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力求保持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团结和稳定。同时,鼓励、组织、支持拥护、支持校党委的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怀疑、质问校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大字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击,对怀疑、质问校党委的学生形成巨大压力。在具体的反击方式上,各高校党委则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中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最具代表性,可称之为“山大模式”和“山师模式”。两种模式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山东大学采取了比较策略的做法:校党委不是立即公开表明态度,部署对贴大字报、怀疑校党委的持有不同意见学生的公开反击,而是在对学生反对比较激烈的个别系、院党支部负责人进行组织处理的同时,采取秘密动员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反击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不同观点学生、一般干部之间的争论与冲突,而自己则处于仲裁者的地位,避免与山东省委提出的支持学生辩论的态度公开冲突。如校党委决定撤销因公开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而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中文系主任章茂桐的中文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同时于6月3日秘密指示各系召开“左派”会,动员对揭发校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大字报进行反击。支持校党委的学生很快贴出“攻击吴校长就是攻击校党委”、“校党委是革命的”,“成校长是革命的”,“誓死保卫校党委”,“誓死保卫成校长”、“保卫成校长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内容的大字报。同时,还有一部分支持校党委的学生组织宣传小分队,在校门口、马路上高呼“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吴校长”、“成校长不可侮”等口号 。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被认为是“犯了立场性的错误”,“攻击党委”、“反党”等等,大字报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各系领导纷纷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强迫他们“认识错误”,“接受教训”。据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第三次简报》载:“山东大学在学生贴了揭发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后,次日即被反击的大字报所压倒,学生提出:‘保卫校党委’、‘保卫成校长’、‘保卫孙书记’等口号,不少写批评领导大字报的学生纷纷检讨,向领导‘请罪’。”
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则在出现揭发、质问校党委和揭发校党委、行政负责人的大字报后,当即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而把自己放在与不同意见学生对立的位置,致使双方冲突更加激烈。6月2日晚召开的校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校党委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副院长刘明凡提议对揭发、质问校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当时称个别“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进行反击,主张第二天上午召开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等左派师生会议,下午召开全院师生职工大会进行反击。6月3日上午,全院党员及积极分子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布置给党委贴大字报学生反击的动员令。会议指责少数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敌人,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和与黑帮有联系的个别人,而是在攻击整个党委,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乃至攻击学习主席著作”,号召参加会议的人员“在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客观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左派尤其要紧紧靠拢党”,要参加会议的人“理直气壮”、“坚定起来”、“密切注视不稳分子”。 “六三会议”后,立即开始对写揭发、质问校党委及其负责人大字报的学生进行反击;很快,对党委提质问、提疑问的大字报几乎绝迹。“有不少写了对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的师生,有痛哭的,有不吃饭的,有写检讨的,有情绪消沉的,有坚持不服的……还有不少人被跟踪、监视,被称作‘牛鬼蛇神’,被贴了黑名单,以至有的人想自杀。” 据1966年6月20日《大众日报》载:“被监视的师生达22人次,有时两人跟一人。他们还强迫革命师生再三检讨而过不了关,有的被迫检讨达18次之多;责令424人要作书面或口头检讨;强迫28人在小组会、座谈会上进行检查。他们还组织558张大字报进行反扑,给革命师生扣上了‘反党’、‘反革命’、‘忘本’、‘黑帮’、‘牛鬼蛇神’等种种诽谤的帽子。他们围攻向《大众日报》写信赞扬北大革命师生革命精神的五名学生,说他们是搞‘匈牙利事件’,是‘为民请命’、‘兴风作浪’,是‘反革命行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喉舌’,‘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谋士’,‘跳梁小丑’、‘坏家伙’,带上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帽子,逼迫他们‘老实交代’,反复检讨。”
由于中央各报刊仍对学生造反持鼓励、支持态度,各高校党委对造反学生的反击使矛盾更加激化。在中央决定向高校派工作组后,从6月6日到17日,山东省委共派出503人组成的工作组,先后三批分赴大专院校和文教科学研究机关指导运动。 后来,又根据形势需要,增加各工作组成员,有的则将工作组改为工作团,领导运动的开展。山东省委给工作组规定的任务有:监督领导;支持革命群众;掌握运动的方向;领导班子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持,经上级批准,要夺权;一切文件、档案、大字报等资料不得销毁等。 绝大多数高校是由校党委和工作组共同领导运动的开展。只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对公开反击提不同意见学生的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及其负责人进行公开批判,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因此,不同的高校,矛盾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在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仍履行职权的学校,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仍然围绕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展开,以对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态度的不同划分为两大阵营,即支持、拥护校党委的一派和怀疑、揭发校党委的一派;在校党委主要负责人已被公开批判的学校,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则主要围绕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而划分为两大阵营。工作组进驻后,高等学校的学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毛泽东采取了与过去主要依靠党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开展政治运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主张直接诉诸群众,使党的各级组织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从而削弱了党政机构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一些高校学生在“造反有理”的狂热中,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行为的冲突和秩序的动荡,亟需山东省委采取一定方式予以控制和纠正。在山东各高校,乱抓乱批乱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冲击学校管理机构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山东大学外文系学生组织了对外文系负责人的揭发批判会,山东师院出现对所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的现象,山东医学院发生学生冲击档案室事件等等。中央报刊所宣传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切党组织、一切党员都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接受考验,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倡导的鼓动学生造反的做法,使造反学生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所采取的压制提意见学生的行为产生怀疑和不满,学校党委和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控制运动的能力大大减弱。但此时,部分激进学生对山东省委还是持信任态度的。因此,山东省委亟需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各高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做法予以肯定和支持,以保证省委对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和控制权。
第二,山东省委决定在高校开展“大辩论”,是其负责人基于过去政治斗争,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做法,根据自身对运动的性质、目的、进程等的理解和判断而做出的意在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引导运动走向,控制运动的范围,统一人们思想,为结束文革做准备的一个重要举措。
“五一六通知”没有方针、步骤、要求、政策界限,各级党委负责人只好按照自己以往的政治经验来判断运动的性质、过程和持续时间。当时绝大所数地方党委负责人及一般群众均把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看作向党进攻的表现,按照反右派斗争的思路和方法,来判断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便认为,运动时间需要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应当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第二阶段揭本单位的盖子,第三阶段集中力量批判斗争,第四阶段内部进行一次教育和清理,第五阶段破立规章制度,建立新领导班子。目前进入到了第四步清理内部的阶段,要把“牛鬼蛇神”引出来,选择适当时机反击,“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放出笼,把他们暴露出来”。 各高校的党委负责人及驻高校工作团(组)的负责人也大多持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如山东省委驻山师工作组组长李芸生在开展“大辩论”的动员大会上讲道,“大辩论”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控制运动。他认为:“由于思想不一致,许多方面就很难有共同的语言,现在已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提一个问题,采取一个措施,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赞成,都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反对,勉强搞下去,很快就出问题,而且搞得很严重”,“大辩论”看起来要费点时间,但经过“大辩论”能造成“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武器好的局面,出现更深入、更扎实的新高潮”,“不这样,只能自行其是,战斗也无法进行下去,使谁也无法领导运动。”

二、“大辩论”的目的、内容和过程

“大辩论”主要是辩论所谓阻碍运动的关键问题、关键人、关键事。7月20日,山东省委召开省委常委和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大专院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两个多月,多数单位已把问题揭开,但是问题的性质、是非还不清楚。为了给一些学校的当权派的问题确定性质,并且暴露一下学生的思想情况, 决定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团抓住关键问题、关键人、关键事,组织广大师生开展“大辩论”。省委书记、省长白如冰在会上说:“省委决定把牛鬼蛇神都挖出来,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呢?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大辩论。这次辩论主要是辩论阻碍运动前进的关键人、关键事。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分清性质,左中右才能看清楚,才能弄清楚谁是真正左派。” 各大专院校根据省委指示,结合自身的运动情况,确定了“大辩论”的题目、内容、方式。如山东大学主要围绕成仿吾的问题展开“大辩论”,提出了四个题目:关于教育思想、教育路线问题;与苏修分子彼得罗夫的谈话问题(内容涉及鲁迅);幸福观问题(与政治系教师王守昌关于幸福观的争论);历次的政治、时事报告的观点问题。山东师范学院的“大辩论”有三个题目:大胆怀疑对不对;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学校要不要走阶级路线。山东医学院则主要围绕对济南市中心医院市委工作组进行所谓“说理斗争”的市中心医院实习队和所谓重点班级进行辩论,从而带动全校的“大辩论”。
山东省委决定在高等学校开展“大辩论”,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平息激进造反学生对高校党委的怀疑,给高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定性,重树校党委的权威,以保证高校党组织正常发挥作用;一是暴露学生的真实思想,对学校师生进行分类排队,发现对校党委或工作组不满的学生,以备秋后算账。因此,“大辩论”等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被指责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白如冰在后来的检讨中谈到“大辩论”时说:“我一方面提出要辩论关键人、关键事,但什么关键人、关键事,我没有讲清楚,是辩论走资派的人和事呢?还是辩论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呢?在我当时的思想中,是既要把学校的当权派问题搞清,同时也要把学生们的思想暴露一下,以备秋后算账。因而在学生中,也要分类排队,分清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人,这就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各大专院校打击了许多好同志,甚至错打了不少‘反革命’。这场大辩论,实际上给一些学校的当权派定了调子。”
在辩论的过程中,各高校学生之间都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由于“大辩论”的真实目的是暴露对党委有意见的学生以便以后对其斗争,“大辩论”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学生的怀疑和抵制。在山东大学,“对学校党委不满的学生认为山大定下的四个辩论题目,唯独没有成仿吾、孙汉卿等人阻碍、破坏文化大革命和对抗毛泽东思想这最根本的两条,却声言:‘涉及到的问题,不能当作主要问题’,即是说,以上的两个问题,是‘涉及到的问题’。” 7月22日就有学生贴出题为《致省委工作团》的大字报,建议在辩论成仿吾问题时,增加两个题目,即对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开展“大辩论”的做法和确定的三个辩论题目,当时就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并对工作组组织“大辩论”的动机提出疑问。有的学生认为:“省委工作组让辩论三个问题就不对,人家是抓主要人物的主要问题,而省委工作组让抓了些不重要的问题,这里头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都不是普遍的,都不重要,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这里却辩论这三个不重要没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感到这里头有阴谋。让辩论大胆怀疑的目的就是以后不让我们再怀疑省委工作组的问题。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不让给他们揭发。讨论党的领导,讨论来辩论去还是要加强工作组的错误领导。”
在“大辩论”中,由于有工作组和校党委在实际上的支持和领导,各高校对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等持肯定、支持态度的师生占多数,持怀疑、否定态度的师生占少数。“大辩论”实际上变成了对怀疑、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少数学生的围攻。各个高等学校都形成了对怀疑、反对校党委,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少数学生的压制和打击。“工作组由于受省委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对敢于带头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同学进行过辩论,整理过黑材料的严重错误;都不同程度地把一些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等极端严重的错误;都不同程度地挑起群众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在山师,支持对工作组大胆怀疑的学生遭到围攻,有的大字报认为“大胆怀疑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口号,大胆怀疑是牛鬼蛇神向伟大的党向革命的师生进攻的一大法宝。大胆怀疑利用革命师生将运动进行到底的革命情绪叫我们怀疑伟大的党,怀疑党的方针政策,怀疑真正的革命师生。大胆怀疑抽象的肯定党的领导,具体的否定党的领导,排除党的领导,制造革命队伍中的混乱,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翻版。大胆怀疑给运动带了大危害,大胆怀疑糟得很。” “仅据山师英语、外文两系统计,在‘大辩论’中,被批判斗争的学生就有484人,占两系学生的69.9%,被划为右派的有159人,占总数的22%。” 在山东医学院,“工作组……组织了一部分同学把矛头指向了前段运动中敢打、敢冲、敢于揭发问题的同学,抓住了他们在运动中的缺点大做文章,给同学扣上了‘团内资产阶级代言人’、‘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假左派’……等大帽子,叫同学写检查,并号召革命的同学揭发他们的内幕和‘反动言行’。” 有的学生认为:“大辩论把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入了邪路。大辩论前形势是冷冷清清,大辩论开始后倒是变得轰轰烈烈了,而是同学揪住同学斗得轰轰烈烈了。有不少革命师生在大辩论中被斗,有的甚至被斗了五六天。有很多人是院领导小组的领导,由于运动中出现了一点偏差,就被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等等罪名,把这些敢冲敢闯的同学,说成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革命’”,“大辩论在客观效果是极坏的。斗了群众,又挑起了同学之间的矛盾,闹得同学不团结,互相攻击的现象出现了,这是严重的分裂革命队伍的行为!”
山东高校“大辩论”的停止,是在中央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后由山东省委决定的。7月18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批评。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山东省委在得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看法之后,对“大辩论”的态度和调子开始发生变化。7月2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秦和珍到山东师范学院召开座谈会,指出大辩论针对同学,方向不对。在7月29日的会议上,他又指出三个辩论题目不好,搞得一些同志紧张,认为学生中的相互问题,不要搞在辩论内容中,并严肃重申不要斗学生。蓝名述坚持再辩论三天,辩论转向讨论“二刘一王”(即原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凡、王大彤)的阶级路线问题,并作了几条规定:辩论不要联系解决本班问题,不要戴帽子,只开小会,对搞得很紧张的同学做些工作等等。山东高校的“大辩论”仅持续一周多的时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组的撤销而随之终止。8月2日,山东省委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驻济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首先播放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录音,然后,由刘秉琳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白如冰在会上检查了省委向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工作组的问题。此后,各校工作组停止工作,“大辩论”在此之前终止。

三、“大辩论”的后果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山东高校的“大辩论”作为山东省委引导、控制运动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只持续不到十天的时间,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大辩论”既反映了地方党政负责人对文革运动的态度,也对毛泽东对文革的判断和以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十六条”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1967年1月开展的全面夺权斗争等等,都与地方党政负责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有关。
第一,“大辩论”进一步加剧了学生之间的分歧,并使不同观点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更激烈,是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形成两大派别并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66年6月之前,在山东高校虽有个别激进学生对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提出质疑,但运动仍然是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6月之后,对校党委怀疑的学生增多,并遭到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的反击。撤销和公开批判一部分高校负责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学生之间的矛盾。“大辩论”的开展,其意图之一就是暴露学生的思想倾向。工作组和校党委有意识地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大辩论”中,并对怀疑、反对校党委的学生扣上“反党分子”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从而使激进造反学生与校党委之间、拥护支持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学生与怀疑、反对校党委的学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大辩论”中,少数造反学生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承认所谓错误并进行检讨。在工作组撤出和“大辩论”被否定之后,造反者受到鼓舞,采取了更为激烈的造反行动。围绕对“大辩论”的看法,学生迅速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如在得知中央撤销工作组的消息后,山师省委工作组在8月2日召开有部分团支部委员参加的党员会议,给“大辩论”定调子,认为“大辩论”贯彻了“放”的方针,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围绕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大辩论”是不是反革命事件,两派学生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为主的一派学生,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大辩论的原因、内容和效果看,是完全正确的。” 对“大辩论”持否定态度,在“大辩论”期间遭到围攻批判的学生认为:“大辩论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组把一部分对工作组布置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压回去,以保证自己定出的框框得到顺利贯彻。” “从师院近来的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情况看,你们不是在发动师生员工向牛鬼蛇神开火,而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整群众。有部分同学在革命激情激荡下可能言辞过于严厉,有些说法也可能不太恰当(极少数人的话除外),你们就抓住这些所谓把柄,小会动员,大会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组织大辩论,许多前段大胆揭发问题提意见的人成为你们这次辩论的主要对象,给不少革命同学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坐卧不安,食欲不振,严重地破坏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团结,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山东医学院在工作组撤出后,学生也围绕“大辩论”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认为“工作团成绩是主要的”、“辩论会万岁”,有的则贴出“评工作组的修正主义方向”、“从辩论会看工作组”、“给省委工作团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要工作组做出深刻检查。反对工作组最激烈者和最早造反者成为所谓“英雄”,从而成为之后激进红卫兵组织的骨干力量,被称为“造反派”,并以造反派为自豪。而与之观点对立,认为不能对工作组和“大辩论”全盘否定的多数学生则成为后来的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学生之间的冲突,成为1967年之前文革中最为显著的冲突。在山东师范学院,1966年8月,在认为“大辩论”是反革命事件的第一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在拥护工作组、拥护“大辩论”的第二战斗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师红旗红卫兵。在山大,拥护校党委、工作组,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成为山大红卫兵的重要力量,反对工作组、对“大辩论”持否定态度的激进造反学生则组成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山东医学院,对“大辩论”持肯定态度的学生同山大一样成立了山医红卫兵,反对“大辩论”和工作组的学生则同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第二,“大辩论”的开展及其结局使山东省委等党的权威和领导受到部分学生的质疑,减弱了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能力,成为1966年12月底山东省委失去对局势控制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党的组织系统所发挥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党的各级组织即代表党,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各级党委及工作组的领导,反对党委及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就被认为是反党。在文革中,由于斗争的矛头是处于中央领导一线的领导人,党的组织系统及其各级负责人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以往的领导方式指导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采取了避开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这使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之后,高等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只是对本校党委及其负责人产生怀疑和不满。在省委派工作组之时,应当说对校党委不满的学生对工作组是持欢迎态度的。工作组进驻和开展“大辩论”的做法,使这一部分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甚至山东省委产生怀疑、不满。山东省委由过去的运动的领导者和高校冲突双方的仲裁者变为直接参与学校冲突的一方,而受到激进造反学生的质疑和不满,其权威和影响力开始下降,成为后来失去对局面的控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山师化学系65级1班的三位女学生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谈对山东和山东师院文革的看法,对省委和省委工作组表示怀疑,要求党中央、毛主席派工作组到山东来。她们还担心信被山东省委扣留,边让全院师生给她们想办法,并暗自打算变卖衣服,自筹经费到北京,上书毛泽东。山东师院有的学生质问道:“省委为什么先说我院大辩论好,为什么又急转弯说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工作组与省委到底关系如何?”等等。“省委究竟为什么决定在各大专院校开展大辩论?为什么省委工作组按省委指示组织的大辩论引起了学生之间的混战?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生?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引导同学们给当权派定性质,竭力把各大专院校的当权派拉入人民内部矛盾?” “7月20日山东省委突然决定:全省高等院校展开大辩论。现根据一系列事实证明,那个决定是个大阴谋。当时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正继续深入揭发问题。省委的这个决定,阻碍和限制了群众的深入揭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对抗毛泽东思想。” 自1966年9月开始,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连续发表五期题为《炮打山东省委》的大字报。1966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山东省委的处境更加艰难。到1966年底,山东省委受到激进造反学生的多次冲击,山东省党政领导人也多次遭到激进造反学生的揪斗和公开批判,被迫承认各种各样的所谓“错误”,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社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第三,开展“大辩论”充分反映了山东省党政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使毛泽东对党组织及其党的组织系统失去信心,开始完全抛开党的组织系统,采取直接面对群众的方式指导运动,从而更加引起了地方党政负责人的不满。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在1967年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的重要诱发因素。
在文革之初,由于毛泽东采取了避开党的组织系统发动运动的办法,绝大多数省级领导人对于发动文革的意图和要达到的目标都不明确,因而对文革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加之“五一六通知”对文革运动还谈不上部署,对其主要斗争对象的表述也含糊不清,更没有具体的方法、步骤、原则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各地党委根据以往政治运动的经历和经验,把文革之初出现的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怀疑、不满和所提意见,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右派”向党进攻的表现,从而按照“反右派”斗争的做法估计运动的进程,力图把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力所能及地尽早结束运动。“大辩论”的开展反映了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它与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对党组织领导权的否定,仅仅强调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把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割裂开来,这是引起文革激烈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是引起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对文革不满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各级党政负责人对文革的不满和消极抵制,又引发了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进一步不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接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都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的所谓思想问题,让他们支持文革运动。但由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实际上被要求担任既是文革的依靠力量和领导者,又是文革斗争对象的自相矛盾的角色,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到1966年底,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多数,毛泽东明显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就是毛泽东对付地方领导人对文革消极抵抗而做出的回应。它对文革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文革】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

胡宗式

十、炮打谢富治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下午,为民族宫“4•8事件”,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6院校开了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他们高喊着:“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
晚饭后我到大饭厅去,见到北大同学围着六辆广播车辩论,这期间虽不免有肢体的接触,但还不是大规模武斗。我到了广播台,只见到孙蓬一在那里。阴差阳错,我成了广播稿的起草者。下面反映的情况、聂元梓的指示或孙蓬一的想法,都要变成广播稿。我的笔头来得较快,起草完后,经孙蓬一审阅和签字,送到广播员那里。我这时才知道广播稿不是随便念的。晚上9点半钟左右,孙蓬一决定把他们赶出去。我起草的稿子的大意是:为了明天斗王光英大会,总部要求地院等校退出北大校园,北大学生行动起来,把那些无理取闹者赶出校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过了一些时候,下面反映6辆广播车,有5辆已经哑了,只剩一辆了。我说我去解决它,于是我在广播中号召,没有任务的同学,到广播台来,有一项任务。我下去一看有40来人,讲了任务,有30多人跟我去。我按“4•8”事件中地质学院的做法,前面放4人,余下排成两排,试着拉出一些人。但发现此招不行,前排的人被拉出,旁边的人马上补充。在汽车周围有3层人,我便扎入人群,他们也不知我是谁,来到喇叭下方,我用力跳起,把喇叭线扯断,广播车变成哑巴。我身高1米80,又是校田径队跳跃组的,想不到此时用上了跳高专长。接下来,北大的同学把广播车一辆一辆推出南校门。广播车周围有3层对立派的人,能起到一些保护作用,但是一旦汽车移动,他们的人重心偏离,实际上起到助推的作用。广播车一旦移动,再推就比较容易了。在“五四”运动场,地质的人抓了我们两个同学进行批斗。
对这一事件,4月12日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有一个讲话,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报上。这里节选部分内容:

昨天,今天,从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的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热烈鼓掌,呼口号)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做着永远不可实现的美梦的人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北京大学从来有像这样斗志昂扬吗?!(热烈鼓掌)我们要感谢一些人,你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克服“温”字老毛病的一个良好条件。(长时间热烈鼓掌)
……有的人讲,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对别的单位支持不够,从我们方面来检查,原则上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批评,因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但我们做得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从这个角度根本否定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其他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援,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你们未免太健忘了!(热烈鼓掌)
……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在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了一个反我新北大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的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对!)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对!鼓掌)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当着党中央提出来,现在是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当着党中央提出:“小分裂犯大错误,大分裂犯罪”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来破坏大联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搞垮红代会,独揽红代会的大权;二、搞垮即将诞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高呼口号)他们已经公开提出口号来了,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聂元梓,也不仅仅指向我们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完全有理由可讲,他们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决不是给他们引伸,更不是给他们扣帽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已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内部矛盾的问题。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呼口号)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目前,从北京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越来越好;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帮黑帮爪牙,他们企图翻案,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对!)关于这几个组织的情况,我这里简单地说几句:比如说,教育部的延安公社,他们里面查明了的叛徒,起码有五个,(高呼口号:打倒叛徒!)有的叛徒是非常恶劣的。例如卢正义,根据现在的材料,表明他不仅仅是个叛徒,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还有一个东北人,国民党攻占沈阳以后,他叛变了共产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当了官太太。1949年,她又混进了北京,混进了党内,现在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还有一个女的,她的丈夫过去在河南做地委书记的时候,叛变了革命,出卖了革命同志,聂元梓同志的一个侄子,当时刚刚入党,只有十六岁,就被这个叛徒活活打死了。这是她丈夫干的,而这个女的跟她丈夫是一起的,所以她改名换姓。现在她很恶毒地咒骂聂元梓同志,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不是什么个人对个人,而是阶级对阶级!(对!)在这些叛徒内流传着一个非常非常卑鄙哲学,流传着一个什么论调呢——“越是叛徒越是左派”。同志们,你们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混蛋啊?(是!)他们这种卑鄙无耻的说法遭到了延安公社要革命的同志激烈的反对,而且有很多同志公开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可耻的理论。(高呼口号:打倒叛徒!)

北大动态报1967年4月14日刊文:《地院东方红一小撮要干什么?》——

地院东方红一小撮继4.8制造民族宫流血惨案后,于11日12日闯入我校连续挑起武斗,恶毒攻击新北大和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在这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目的?从他们的反动口号中不难得出结论:
“毛主席给你们题字有什么了不起?!”“新北大狗仗人势!”“中央文革又怎么样?!”“你们是典型的江青派!”“聂元梓靠边站!”“老三司联合起来!打倒聂元梓!”“新北大是保皇狗,是三保户(保陆平、保张承先、保聂元梓),打倒保皇狗!”

4月13日,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聂元梓打电话给我,说一些情况不清楚,让我一起去,汽车已在楼下等着。到了大会堂,聂元梓首先向会议的组织者说明多来一人,组织者同意我进去。原计划10点开会,一直等到下午2点才开。中午饭在会议室,每人一份小豆沙包,很好吃,当然要交粮票和钱(3角)。
下午开会,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你们两家不必发言。”会场上有人提问,质疑我的身份,谢富治问聂元梓,聂元梓答道:已经和会议的组织者说明了。会议开始后地质虽然没能发言,但是参与事件的其他五个学校都可以发言。邮电等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北航韩爱晶发表一个各打50大板的讲话。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我在聂元梓的身后,看到她流下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进来20来人,其中一位女的我认得,她是地质学院动态组负责跑北大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经过这一折腾,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谢富治起身到边上的小房间,地质的人随后进去。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围着我们说:“谢副总理说了,找聂元梓来解决。”聂元梓起身到小房间去,我和孙蓬一到大会堂门口,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的人围上。聂元梓问会议组织者:“会议还开不开?”答曰:“不开了。”我们便走下台阶,地质的人一直追到我们的汽车旁,骂的是老保、挑起武斗之类话。
汽车开动后,孙蓬一问:“谢副总理怎么说的?”聂元梓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 停了一会,孙蓬一说:“回去以后要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聂元梓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因为都很生气,一路无话。进了南校门,我下了车到动态报,聂元梓、孙蓬一去参加批判控诉刘少奇黑修养大会。这个会上,聂元梓和孙蓬一讲了话,但有所节制。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来了一些同学,孙蓬一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的接见和“1•15事件”等情况: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20多人,什么话都不讲。孙蓬一还讲了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以及和他斗争的性质,其中一部分内容在12日的讲话中已经讲到了。当时我在大饭厅的外边,一位中文系的同学问我接见的情况,我说:“没有叫我们发言,却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聂元梓都气哭了。”
会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这时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了下步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从此,聂元梓头上就戴上“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 “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说北京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谢富治是不对的。高校出现反谢情绪,首先是政法学院,那是1966年的事,症结在工作组问题。运动初各校的工作组按系统派下来的。赶走工作组以后,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唯独公安系统谢富治派工作组,不能揪谢。第二个反谢的单位是民族学院,因为“1•15事件”。第三个是北大,因“4•11事件”。在1967年反谢最厉害的是“联动”,不算北大派。到了1968年在高校学习班上,反谢的单位较多,突出的是清华“414”。“414”本是地派,这时和天派一起,清华的团派戏称“414”为“变天派”。
在“4•8”和“4•11”事件中,清华、北航偏袒或支持地质,蒯大富和聂元梓之间的关系很僵。清华内部两派纷争愈演愈烈,出现“414”。蒯大富发现是地派在支持 “414”,感到气愤,想和聂元梓搞好关系。由于在民族学院2月武斗时,清华井冈山的一位战士支持了抗大公社,两家的关系很好。蒯大富托民族学院的郑仲宾,向聂元梓捎话,恢复关系。清华蒯大富和北航韩爱晶在5月一起参加反潘吴的斗争。以下引用卜伟华的叙述作参考:

从4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矛盾逐步表面化、尖锐化,其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4月3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会”发生武斗。4月4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4月10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4月11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4月12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4月13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29人。同日,北京化纤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4月19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1967年8月25日,地质《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磨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外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都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16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红卫兵”、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容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
最初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1967年4月1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4月14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所谓“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所谓“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

十一、对潘梓年、吴传启宣战 4月10日江青接见聂元梓

“民族宫事件”后,聂元梓感到事情严重,决定向江青报告。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给我的信中记叙了这件事: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则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实质。当时李清崑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当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我们去后,在场的有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我记得是16号楼(文革办事人员所在的楼)的一层会议室里,江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我们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戚本禹则以早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拒绝戚本禹呢?因为当时还认为他与王力、关锋不同,根据是:(1)高教部事件他未给我打电话;(2)放郑仲宾,是戚根据郑母的请求信下的令;(3)他当时反对朱成昭。
我和聂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是他们三人:中间是江青,右边是陈伯达,左边是戚本禹。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谈话间,江青倒没有怎么反驳我们,给人的印象她是在耐心的听我们的汇报,而唯有戚本禹不断地为王、关辩护。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对戚)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戚本禹答应明天就给她。当说到周景芳时,我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江青指出: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戚本禹此时就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陈伯达则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陈的语气是很平和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却激怒了戚本禹,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发其火,把手一拍: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么!戚本禹还想发作下去,江则如对三孙子那样,爱抚地拍了一下戚的手臂:嗯……,这才制止了戚。弄得陈伯达十分难堪,羞辱之色,从脖子到脸一下子都棕红了。陈最后语调平和但却充满委屈,不解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从此认清了戚本禹在江青那里,确是一个宠儿,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所以以后,当了解到戚想控制北京市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派周景芳,也显然是戚本禹同王力、关锋一起干的。而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他虽是组长,但地位还没有戚本禹来得显赫,戚对他是毫不敬重的。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接见我们将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我记得随后周总理也来了,于是谈话就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

聂元梓和孙蓬一反映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问题,吴德的回忆录有一段可以佐证:

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了。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

反谢的事平息以后,1967年4月下旬,北大联合“北大派”,正式向“潘、吴”开战了。先从潘梓年的问题开始。潘梓年是汉奸潘汉年(文革后给潘汉年平反)的哥哥,历史上的问题较多,好搞。吴传启的主要问题是组成一个集团,攻击周总理,到处夺权,控制北京市委、《北京日报》,抢劫档案。
为了政治上的主动,聂元梓指示不提关、王的名,并说是不反王、关的,“关锋就是关锋,吴传启就是吴传启”,对“吴传启的后台”解释为陶铸。公社总部严令不许整关锋、王力的材料,关锋和吴传启联名写的文章不得收用。这样的策略称为“死打叛徒不上揪”。在王、关、戚的高压时期,采取这样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使他们抓不到我们反王、关的具体材料。
清华、北航在“4•8事件”和“4•11事件”中支持地质,和北大的关系很僵。蒯大富后来发现林杰支持“414”搞他,使他两边都孤立,便向北大靠拢,请民院抗大说情和北大搞关系。在1967年5月份,清华团派和北大关系最好。当时叫“北大派”,“师大派”,还没有“天派”的名称。
在反潘、吴的高潮中,对立派当然也要反抗,形式上他们还是有优势的。他们此时采取的策略为:
(1)认为北大是搞关、王,要引北大自己上钩去直接打关、王。这样聂元梓就自己跳下井;
(2)反谢富治就是要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
(3)把北大说成保二月逆流,是保守派,到处支保;
(3)4•11事件证明,用外边的武力是压不倒北大的,采用积极支持内部反对派的策略。
关于潘梓年的材料,由冯定证明,1926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潘已是党员。但是1927年恐怖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吹捧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在政治上已经叛党。这是第一批材料。在5月份大批判中,要批刘少奇吹捧《武训传》,这时收到一匿名信,说潘梓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吹捧武训的文章。我们从图书馆一查果真如此。这是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是潘在1933年组织上叛党。以上这些工作是由“除隐患”战斗队搞的。另外他们还搞了吴传启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搞吴传启更困难些。吴传启的老窝在武汉,在那里还有他的一批势力。另外他当时还是挂着“左派”的桂冠,不能直接搞他。这期间总理给北大一个指示,让北大搞二机部的一个叛徒的调查。“除隐患”战斗队的潘××和王××等人借这个名义到武汉档案馆,查阅了许多档案,终于查清了吴传启以前是国民党员,党证号码是*****。
1967年5月中旬,周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想了解北大的看法,约北大交通部问题调查组去中南海谈情况,我也随同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调查组谈完情况以后,我说:“联络员,我们发现了社会上有一个反总理的集团”。联络员说:“有这事?那你谈谈”。我便谈了这个集团的组成和他们在3、4月份反总理的活动情况,点到的人物上至潘梓年、吴传启,下至谭厚兰。谈到他们在余秋里、李富春、李先念问题上的做法,名义上是反这几个人,实际是和总理对着干。


【卞案研究】

活在今天的历史
——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二)

叶维丽

四、谁是“凶手”?何谓“真相”?
这次关于“八五事件”的众多议论中,一个焦点是“凶手”问题,它又往往与“真相”密切相连,甚至相等:不说出“凶手”,就是没道出“真相”。有人说,你们(指“女附中团队”,即近年来因关注“八五事件”而陆续走到一起来的若干女附中校友——叶注)号称调查多年,距“真相”“一步之遥”却裹足不前,全体噤声,不去揭示谁是“凶手”,使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这里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凶手”,“真相”,和“公信力”。
先想说的是,“凶手”等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国人法治意识的增强,极为积极正面。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
我不是学法律的,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八五事件”非我所能。此番公众对该事件的质疑最终几乎不约而同地落在谁是“凶手”及相关问题上,让我再次思索该事件的“性质”,而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迄今没有改变的看法。这些看法基于我为写历史论文所做的调查,我作为历史亲历者的感受,和我的common sense (常识)。
据我所知,“八五”之后共有四起女附中校友自主进行的调查。有些人将我和刘进的调查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只是在2006年春天有所重叠,而那时我的论文已经成稿,于同年秋天发表。不但我和刘进的调查是“各自为战”,结果更是文责自负。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女附中团队”的集体调查。就我本人而言,2006年后已经结束了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还想说的是,这四起调查都是个人行为。无论是1967年的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1990年代的王友琴,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我和刘进,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应该都是不能忘怀1966年8月初发生在母校的惨剧,而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于羚在最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不能忘,不会忘,也不敢忘”,表达的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这次有朋友提出,由于“没有官方的、权威的事实调查工作,因此也无法得到事情的真相(即谁是‘凶手’和‘责任人’——叶注)”,也有朋友说,女附中“应该欢迎有道德感,有公信力的人士出来调查真相”。 换句话说,尽管有一起起女附中校友自发进行的调查,近半个世纪后,“真相”尚未“大白”,还须等待来自“权威”的“官方”机构或有“道德感”的民间人士进行有“公信力”的调查。当然,也有人说,受害人家属的指控是最具权威性的。这些朋友大概忘记了,在法庭上,家属的指控也须经过调查取证。
官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两度调查“八五事件”。上面已经提到,第二次调查并未结案就鸣金收兵,如今材料不知被封存何处。看来,受“宜粗不宜细”政策的制肘,具“公权力”的官方并无意满足众人对“真相大白”的诉求。
有“道德感”的民间人士?如果真有非女附中的社会人士自告奋勇来趟如今已成“浑水”的“八五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我举手欢迎。只是在社会已缺乏对文革的基本共识、舆论已极为撕裂的今天,到哪儿去找有“公信力”的人士?他们是今日中国的缺稀物种。一个想象中的有“公信力”的调查是个良好的愿望,但我看不到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很遗憾,现有的都是“公信力不足”的“校友内部调查”,调查者中不但有来自发起批斗班的人,也有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这些调查人的共同特点,是她们都是老三届人、文革初期女附中在校生。她们做调查,没有盖着官方大印的“介绍信”,只能以一己之力,凭借有限的人脉关系,想方设法寻找对“八五事件”有所知情的老师同学,其中的困难阻碍,每个调查者自知。
在“官方”调查不了了之和“独立民间”难寻的情况下,关心“八五事件”的公众恐怕只能退求其次,依据现有的、结论不全相同的调查来了解该事件。既然不存在“一槌定音”的所谓权威结论,那每位朋友都可以认真研读各方调查 ,做出自己的判断。
另外,我也想就“真相大白”说两句。我理解公众这一充满正义的呼声,但每次读到这四个字我都有些不解:什么叫“大白”?如果和“还原历史”是一个路子,那同样也是天方夜谭。有些历史细节、甚至关键细节很可能永远难以找寻了。举个例子: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同学告诉我,她看见批斗中有人围着校领导“你一下”“我一下”地打。她们姓甚名谁,她当年就不清楚,只知道是“高一”和“初二”的,多年过后,她脑子里更是仅剩下极为模糊的印象。我没有继续追问——我不能强人所难。况且,就算她知道姓名,她的记忆就一定准确吗?一个严肃的调查者难道不该再找其他人核实吗?
再比如卞校长倒下前的一幕,即整个批斗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校领导被分头带走“劳改”。关于这个阶段的情况,我们目前知道的,是有一个学生强迫卞校长在宿舍楼厕所喝脏水。根据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是“一群学生”将她押往另一处厕所“劳改”,在场负责监督的是发起批斗的高一三班学生 。据此推断,在卞校长身边的也应该不止一个人,负责监督的有可能也是高一三班的——这符合该班在此次批斗活动中的角色。这些人应在第一时间目睹卞校长倒下。她们是谁?如果自己不“站出来”,不但缺乏“公信力”的个体调查者难以知晓,就是具“公权力”的官方或具“公信力”的民间人士介入调查,恐怕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特别是在群情汹汹要抓“凶手”的今天。
我在本文开头时讲过,对我来说,经过前后四年的调查,“八五事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清楚,包括斗人/动手打人时的基本情形。八月五号是个酷暑闷热的日子,长达至少两小时之久的批斗活动始终伴随着暴力(肢体及语言),“游街”和“担土”两个阶段为暴力的高峰;学生(包括围观的)聚聚散散,人数增增减减,多则数百 ,少则一二十。可以想象出的现场氛围,是批斗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掀起的狂热躁动和“群情激奋”(真真假假),夹杂着一些围观者强压的恐惧和内心反感。很难准确估计参与施虐的人数。胡志涛校长说,在“游街”阶段,“无数只拳头随着狂呼‘打倒黑帮’的口号声,落在我身上” 。——这是亲历者的记忆。最近南方周末的文章说“参与殴打校长”的有十人左右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的,但认为不止,也认为不但事隔多年、就是在事发之后的第一时间也不可能知道具体人数。再说,在混乱的现场,下手的人很可能头一拳落在卞校长身上,下一拳就落在了胡校长身上。从批斗一开始,五位校领导就都挨了打。胡校长因为反抗最烈,所受的毒打折磨绝不应亚于卞校长。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打人”的人,或“施暴者”,而不是“杀人凶手”。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常识上,这两者之间都还是有区别的。
上面我解释了事隔多年后“锁定”参与打人者的“不可操作性”。但对我来说,“技术困难”不是我没有“穷追到底”的主要原因。我也并非如一些人所言,是因为“怕得罪人”而“半途而废”。在六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和四年前发表的女附中五人《也谈卞仲耘之死》里,我都特意描述了高一三班两个在“八五事件”中表现恶劣的人的长相 ,了解情况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我仅仅点到为止,没有说出她们的姓名。
我今天仍然不愿说出她们的姓名,也不会跟着汹汹的群情加入“追查凶手”的人流。这样做不符合我对“八五事件”性质的判断,也有违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我对“八五事件”的理解在本文第一节及我的其它文章中都有阐述,简言之,我不认为它是一起刑事案件,而是在文革领导者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刻、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年轻人信条的年代,在女附中校园发生的一起“符合运动大方向”的、自发的和暴虐的“斗黑帮”活动。每个暴力参与者都对最后的结果负有自己的那份责任。用年近九十、五七年即被打成“右派”的朱学西老师的话说,她们是“无罪有愧”。
我在心底保留对当年施暴者的憎恶。我希望她们能够主动站出来道歉。否则,就像胡校长的女儿丁东红在一月十二号师生见面会上说的,她们要“接受自己良心的拷问”,“你自己不接受,你的后人也会接受历史的拷问”。那就让她们在夜深人静之时接受“自己的良心”和“历史”的拷问吧。这样的拷问可以是无比沉重的。
受害至深、终身穿钢背心支撑腰部的胡校长在文革二十周年之际写下“八五祭”,悼念“战友卞仲耘”,并详细地记述了她本人那天受到的、导致她一度昏厥的毒打折磨。她终生没有忘记“八五”,多次在子女面前“指名道姓”地提到打她的学生,同时她强调:“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表示“宽容所有的学生”,也因此从来没有公开说出打人者的姓名。
卞校长去世后,胡校长成为学校的“头号走资派”,在校园里经常受到低年级学生的骚扰围攻,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大义凛然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受到许许多多老三届学生的暗中钦佩。就像丁东红说的,在原则问题上,母亲胡志涛是个“宁折不弯”的人。我相信,她对“八五”打人学生态度,是一位中共老党员对包括“八五事件”在内的整个文革思考后的结果。对胡校长的态度,我也许不充分理解,但我百分之百地尊重,就像我百分之百地尊重受害人遗属王晶垚先生今天坚决不原谅的态度一样。最近有人评论说,胡校长的态度是“据小仁而忘大义”。这种站在没有根基的“道德高地”唱的高调,与胡校长痛定思痛、反复思索后的表态比较起来,分量实在太轻。
事实上,无论是“八五事件”直接受害人胡志涛校长和梅树民主任,文革前夕调离女附中、文革后参与北京市中小学“揭批查”的刘秀莹老师,还是四位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调查者,包括来自批斗发起班的王友琴,都在“谁是施暴者”的问题上“噤声”。每个人的理由也许不同,但这一现象本身难道不值得关注“八五”的公众想一想吗?
我认为,在面对“八五事件”时,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去追问why(为什么),不是who(谁干的)。
再多说一句。最近我听说,曾任北京师大二附中校长的高云把文革初期打人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下、在“群情激奋”的氛围里,参与了打人,下手不知轻重;另一类像是“职业打手”,下手又重又狠,把人往死里打。高校长本人被打得进了八宝山火葬场,尚存一口气,挣扎着从死人堆里爬回了人间,可以说是“没死的卞仲耘” 。高校长对学生暴力的分析引起我的注意:它不是非黑即白式的,而是看到了事物的shades of gray (不同层次的灰色)。这种看到事物复杂性和细微性的能力,是许多国人欠缺的。“职业打手”不是一天“炼成”的,从未打过人的人从初次下手到打出“快感”,一般应该有个过程。如此说来,“八一八”后在女附中校园打死一位年轻女服务员的那些红卫兵学生,可以被视作“凶手”。此时的她们已经应该知道,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是能够被打死的。这起死人事件不但反映出北京“红八月”暴虐高潮时的氛围,也说明那些打人的少女们并没有从卞校长之死中得出珍视生命的教训,反而走向草芥人命,这正是最可怕的。

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月十二号女附中师生见面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网上网下议论蜂起,有击节赞成的,有带保留支持的,有质疑的,也有来自“左”“右”两方面反对和谴责的。在诸多反响中,“谴责派”的音频最高,声势最大,以致有人说,“女附中团队”这回吃了一顿“道德的铜头皮带”(文革中打人惯用的“武器”)。
读“谴责派”文章给我的感觉,是我们“踩上了地雷”,说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些夸张和矫情,但被炸得“面目皆非”则是真的。我完全不认识那些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文章中的我自己和其他校友。用文革中惯用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来抹黑歪曲对方,不是搞清事实和探求真理的态度。道不同,不相为谋,对此类攻讦式的做法和说法,本人不予理睬,恕不奉陪。
有好心人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反思文革的话语环境,如最近刚去世的刘秀莹老师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要大家说清的时候”。政法大学萧瀚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从寻求“转型正义”的角度理解女附中师生的活动。他注意到社会上对一月十二号见面会的大量负面反应,评论道,“目前的中国社会尚无足够的善意,还远没有准备好接受‘文革人’道歉”,他认为,道歉所面临的中共的阻挠还是“次要”,“民间的混乱才是主要。 此番我们这些女附中人受到的“待遇”,说明这些看法很有道理。
不管是来自官方或是来自民间的“阻挠”,在当下的国情里,我们这些所谓“文革人”既无“天时”,亦无“地利”,更无“人和”,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在时机不到、事倍功半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做“傻事”?为什么无怨无悔?
我在开完会的当晚,与一个小我二十岁的朋友通话,告知她会议情况,她讲了一句话,说得有些重:这是你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不是个喜欢讲“责任”、唱高调的人,我的朋友们也不是,但我知道我们心中都有一种朴素、执着的责任感。一月十二号会议主持人罗治表达得好,“屈指一算,文革开始已经快五十年了,对于文革的切肤之痛,正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驱使着我们”。
在他的文章中,萧瀚先生将“文革人”与“文革作恶者”相等同,说后者的“心理特征”是“羞愧、煎熬”等等。“文革人”并不应等同于“文革作恶者”。一月十二号到会的女附中老三届人中,没有一个是“八五”参与打人的,但我们都是“文革时代的过来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简称为“文革人”。萧瀚先生提到了“文革人”的“焦虑”。要说“焦虑”,我们确实有,我们的责任感是伴随着愈益强烈的焦虑感的。
如果你在一月十二号会议的现场,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会焦虑了:我们都老了。会场上鬓角灰白的学生和白发苍苍的老师,几乎分不清彼此。焦虑的不光是学生,还有老师。是老师说,“再不开(这次的会),就来不及了。”有文章说,刘进是会议的“核心组织者”,说岔了,这个会是多年来女附中师生“众人拾柴”的结果。没有老师们长期以来对“八五事件”调查的诚心关注和赞同肯定,以及这一次他/她们对学生们的大力催促和鼎立支持,包括通过他/她们得到校方的理解和协助,会议何以能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开成?会议费用(签到簿、茶叶、中饭等)则是由几位积极参与为卞校长立塑像的老三届同学自掏腰包的。
在严寒的天气里到会的老师最高龄者89岁,“八五”的第二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慰问信的张老师也抱病赶来了。胡校长的家人和梅主任的家人都来了,胡校长家人并讲了话。没有卞校长家人的出席是一大缺憾(但我们确实邀请了),也是我们至今感到非常遗憾的。“八五事件”受难者家属的缺席给会议的分量打了折扣,但不能因此而一笔抹杀会议的意义: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狭义的给卞校长家属的道歉会,而是一个广义的女附中“文革人”——老师和学生们——的见面恳谈会。会议的主旨是: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反思文革,在此基础上达到宽容和解。四十多年来头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带着各自文革“记忆疮疤”的师生们在放有卞校长塑像的房间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直面“八五”,反思文革,反思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今天中国的环境和语境里,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是一件稀有的事。 会议的主角不是刘进和宋彬彬,而是每一位到会的老师和学生。
虽然会议的召开有些仓促,但与会师生都有一种见证一个期盼已久的历史时刻的庄严感,一种难以言传的真挚感。一位见多识广的媒体人说,她一进会场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气场,在会议进行中多次流泪;另一位善于捕捉细节的摄影记者注意到一位老师眼角没有落下的泪珠,而她一直忘了去擦。在现场氛围的感召下,一个多年来对自己文革中的表现“难以面对”的学生站起来为曾被她伤害过的老师道歉;另一个学生则说起她目睹“八五”打人时的“活思想”:“打人不过是‘矫枉过正’,学生运动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当年人们耳熟能详的领袖语录“精华”。一个80届学生事后说,会议最令她感动的就是“那位大姐”的主动道歉。
一个年近70的老学生能够开口把心中积蓄已久的歉意向老师说出来,另一个学生能够诚实地说出自己目睹暴力时的真实想法,如果没有一个宽松、诚恳、实事求是和充满良性互动的氛围,做得到么?
在会场上,我感到了久违的精神升华。如今的世道,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能让人有如此感受的场合都是太少了。
然而在会后,哪怕是对会议作正面报道的媒体,都把会议的主旨说成是“宋彬彬道歉”(还要冠以“开国上将的女儿”)。会议进行中的一个程序是全体师生向卞校长塑像鞠躬——它不但表达了我们对卞校长的哀悼,也表达了与会者对待文革时代的政治立场。后来的报纸大登特登的一张五人鞠躬照,是会议结束后一个年轻记者拉住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几个在场的人匆匆拍摄的。没想到,它成了为“宋彬彬道歉”配加的图片,也成了对女附中师生见面会的“诠释”。世上的事竟如此荒唐。
不管外界怎样误读、曲解、贬低甚至诋毁一月十二号的见面会,女附中的一些师生们共同做了一件久已该做的事情。它有缺陷,不完美,但它是向善的。那粒向善的种子留在与会者的心里,每个人都会珍惜,哪怕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不知去珍惜和呵护它。
要说见面会的“意义”,这算是一个意义,也许在世人面前不足道,但对女附中人弥足可贵: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学生道出心声,给耄耋之年的老师带来欣慰(当场道歉的学生之后登门向未能出席会议的90高龄老师当面道歉),在学校的历史上值得记上一笔。
见面会的另一个“意义”,就是通过此次活动,还有此前北京八中给老师道歉的活动等等,激活人们的文革记忆,用一位朋友的话讲,是“让文革成为可以说的事”。我和朋友们曾经感慨,如今有两代半人中国人不知文革,不仅四十几岁以下的不知,就是五十几岁的人也知之不多。此番女附中的师生见面会及“八五事件”引得网民们——其中大量是年轻人——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人们开始广泛地议论文革了。虽然说什么的都有,但一旦开始关注,总会有人去探究真相。
这里说一下我本人的另一层焦虑,也是我参与推进最近女附中一系列活动的重要理由。这层焦虑与今天有些人美化文革、呼唤文革有关。这个现象不但反映了很多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更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对立和矛盾。今年一月四号,一些北京老三届人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反思文革座谈会。会上文革研究者印红标呼吁,要揭示文革的残暴和丑恶,要对青年一代进行文革真相的再教育。我想,我们这些女附中人,就是在第一线为“文革再教育”做点具体的事情。我们想告诉大家,无论是从“硬道理”还是从“软道理”讲,都不应将以暴力作为手段和基本特征的文革作为解决今天社会问题的资源。“硬道理”是指陈小鲁讲的文革无视宪法、无法无天,“软道理”是说文革不讲人道,没有人性,弑师如同弑父母,突破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底线。
还要说的是,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使文革的残暴和丑恶不被遗忘,还要使文革不成为“传说”和“演义”。一月四号会上另一位文革研究者卜伟华说,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每一条史料都“必须慎之又慎,反复求证”。拒绝“传说”对女附中“八五”案例有直接针对性。前面一节讲过,我理解“故事”和“传说”是人们“认识”历史、联系现实的一种方式,因此对有关宋彬彬传说的消弭不抱幻想,但同时,历史工作者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公众面前不能只有传说,而严肃的历史却缺位。有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严肃的历史研究更加必要。我们中国人不能只靠听传说过日子。
在一月四号的会上,刘进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她说,1966年6月2号到8月19号短短的八十多天,影响了她一辈子(8月19号之后,刘进和宋彬彬共同退出女附中文革负责岗位——叶注)。她还说,7月29号工作组撤走后,她很迷惑,“每天都处在寻找(革命却)找不到的感觉中”,8月5号卞校长死后,让她“更觉得找不到方向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在哪里?”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刚认识刘进时,她给我讲过在1966年夏秋“革命”正处在狂热的巅峰时,她脱离了本校运动,开始用各种方式“寻找革命”:读书,到外地游走,等等。当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青年女子长途跋涉“寻找”的形象。
在发言中,刘进谈到了1963—1964年左右强化的“阶级斗争教育”给她的影响,谈到了“干部子弟接班人意识”对她的塑造,谈到了自己的“领袖崇拜”、“非黑即白的思维”、“一味盲从”和偏激”等等,同时她说,那个时代也给了她一些美好光明和理想的东西,是她要坚守的。
这是一个诚恳和诚实的发言,是刘进多年痛苦“寻找”后的感悟。我2002年即认识刘进,我知道她的艰辛,我佩服她十几年来的坚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也都带着时代的印记。刘进的发言是一个老三届人真诚的反思,我从心底为她鼓掌。
我觉得,认真听听刘进说了些什么(其中有对前面的问题“why”的解答),比空喊“抓凶手”要有意义得多。
还有近年来陈小鲁强调法治的反思,吴迪(启之)对“十七年教育”的研究,丁东对文革初期“刘邓路线”的分析,“家庭出身不好”的罗治和冯敬兰讲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李红云对文革初期女附中重要史实的考证,以及我对个人成长经历的梳理,等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老三届人的回顾和思考——为了自己这辈子活得明白些,也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再重蹈覆辙,长些记性,长些智慧。也许我们说的话不那么中听,也许有的看法不那么“政治正确”,但难道这个社会不应该有这些人说话的空间吗?不应该给予愿意认真反思的老三届人以理解和尊重、甚至尊敬吗?
从这次对女附中事件的社会反应看,我们中国人在追求“转型正义”的征途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长,也要一步步地走下去。
最后,让我用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结束这篇小文。



【卞案研究】

追凶与包庇
——女附中“八五事件”浅析

启 之

在女附中的“八五事件”中,追凶始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宋彬彬、刘进和女附中团队最有力的指责就是“包庇凶手”。而不论人家怎么追问,嘲讽也罢、咒骂也罢,激将也罢,她们始终不发一言。
为什么?
很多人认为这是包庇凶手,并由此得出女附中团队掩盖真相,为老兵翻案的结论。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南方周末的记者冯翔在“凶手到底是谁”的标题下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冯问道:“到底谁是殴打卞仲耘案的凶手?……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众多的目击者,要弄清这个问题,人证无疑是不缺乏的。”
冯翔发现了如下人证:“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
这些人都是打人的。
同时,冯翔还提到了另外一种凶手——打人致死者。“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王冀豫语)“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的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米鹤都语)
显而易见,冯翔的“凶手”之中包含着两个概念,一个是打人者,一个是打人致死者。他把两者混为一谈。 但冯翔远非始作俑者——自从“八五事件”成为公共事件以来,这两个概念就集合在“凶手”的名义下,出没在人们的口诛笔伐之中。
在混为一谈的情况下,冯文这样写道:“刘进牵头的调查进行了八年,总访谈人数达到上百人,却没有在调查报告里揭示这个答案。”“早在1967年,女附中的前任学生会主席王南芬就对‘八五’进行过调查。她同样没有公布那些学生的姓名。”“刘进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冯敬兰和叶维丽强烈坚持,起码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
这里所说的“答案”,“她们”和“那些学生的姓名”是指打人者,还是打人致死者,冯文没有交待。这些文字给人的印象是,女附中团队知道打人致死者的姓名。但是刘进不说。叶维丽、冯敬兰则要给她们压力,但刘进等人还是不说。
事实上,刘进通过调查知道的,只是打人者(按冯翔的说法是“十人左右”),不是打人致死者。刘进不同意公布,冯敬兰、叶维丽坚持公布的,还是打人者,同样不是打人致死者。
冯翔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他问宋彬彬:“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宋回答:“我们是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
宋所说的“她们”,指的还是打人者。
为什么只知道打人者,不知道打人致死者?在已公布的材料中,早有了答案:你一拳她一脚的群殴,你来了她走了地揪斗。经过数小时的殴打折磨,卞仲耘倒下,谁能说是哪一拳哪一脚致命?
我们知道,至少有五个人调查过“八五事件”:1967年前学生会主席王南芬,九十年代王友琴,2002—2010年刘进,2001—2006年叶维丽。 为什么她们都对凶手避而不谈?
因为谁也没法指认打人致死者。
而主张追凶的人们,追的往往是打人致死者。如王容芬:“47年前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至今未立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面对着这类的说法,刘进等人能说什么?
放下这个问题不谈,打人致死者之外,还有打人者。人们不断地质问刘进等人,你刘进调查了多年,走访了上百人,却不公布她们的姓名,她们也是凶手,你这样做难道不是包庇凶手吗?
先弄清刘进的身份和她调查的性质——
刘进的调查是个人行为,她不代表公权力。她的调查结果充其量只有史料价值,而没有法律效力。
更何况,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用司法术语,她是“涉案人员”),她只能是被调查者,而不应是调查者。她之所以违背了法律的“回避”原则,是因为她要做更深入更广泛的调查。而这项工作,只能由她本人去做。其调查报告开宗明义,就说明了她的当事人的身份,她当时担任的职务,她从事调查的想法,并强调这一调查只是为了弄清楚“八五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调查结果只代表她自己的看法。
因此,第一,她没有权力公布调查结果。因为对打人者的指认,只是来自甲同学“记得”丙打人了,或乙同学“看见”丙打人了,但刘进没有找丙核实。而作为指认者,甲、乙既没有给她写下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更没有授权她把她们的谈话(指认)作为证据公之于众。第二,即使公布,这种“违规”的调查结果不但没有公信力,而且刘进本人还会受到置疑,甚至遭到起诉。指认者会控告她侵犯受访人权利,擅自公开她们的私人谈话。被指认者则会控告她,对自己进行了诽谤、诬陷。
调查是个人行为,王友琴的调查比刘进更早,她本人就是揪斗校领导的发起班高一三班的学生,她在受访中也提到她看到的“八五事件”从发起到揪斗的过程。 按理说,她比高三年级的刘进更清楚谁是打人者,作为一个以调查学生打老师成名的美国大学教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她不说出凶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追凶的人们放着以追凶为职志的王友琴不问,而非要让本来应该避嫌的刘进指认凶手?
谁给了王友琴豁免权?
冯文引用徐晓的话:“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他”指的是胡志涛的儿子。)按这里的说法,公安局已经知道了打人或打人致死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来自何处?只能来自官方的调查。
官方曾两次调查“八五事件”。第一次是1978年,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封明为组织过的调查。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教育局组织的“北京市中小学的揭批查”。这些调查都是具有公权力机构的调查,调查结果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原女附中教导主任刘秀莹老师参加了“揭批查”。女三中学生刘南南(音)初被“双开”处理,后又恢复党籍、军籍等信息,即出自刘老师。
印红标对真相和追凶的看法,值得重视:
一、刘进、宋彬彬及女附中团队的责任是澄清“八五事件”中的史实性谬误,搞清楚与之有关的那一部分事实。
二、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刘进、宋彬彬没有讲清楚事件真相的资格和能力。
三、女附中应该欢迎有道德感,有公信力的人士出来调查真相,并全力配合这样的调查。
四、关于“八五事件”的罪错和责任,谁指控,谁举证,要言之有据。知情人和当事人都有讲述、沉默和申辩的权利,这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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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记忆》第一一三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5月 17, 2014 9: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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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研究】

《“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

蒋 健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但是,当年的中央文件,以及1980—1981年的“两案”审判,都没有提到“查获”《“571工程”纪要》的细节和时间。

众说纷纭的《“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

据笔者所知,采访过1980—1981年 “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是最早披露《“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就撰文说:9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空军学院“接待小组”的老王(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的王兰义)在林立果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小楼”外面,最后一次看见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程洪珍。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W和G(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有《格瓦拉日记》和那本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本子(笔者注:即红色封面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在邵一海之后,“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和研究者关于《“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各种说法陆续面世,比如:
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在周宇驰自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
另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也对人说过那架直升飞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
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有件事情,引起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直升飞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称:“571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
不过,根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的回忆:“当天(笔者注:指9月13日)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吴德并没有说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另外,吴忠本人也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并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起初回忆:“我连夜(笔者注:指9月13日之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但李德生后来又改口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吴德也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回忆细节更丰富:“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不远,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9月13日早上已到开饭时间了,负责侍候这几位神秘人物的两位后勤干部安排客人开饭,但客房里还没有动静,他们以为‘首长’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惊动,又等了一阵子仍无声息,他们轻轻推门进屋一看,室内一片狼藉,东西散落满地,却不见一人,不知客人何时走的,更不知何时回来。他们收拾了屋子,见茶几上有几张字纸,便将其整理保管起来。林彪摔死后不少人知道出了问题,这两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顾虑重重,迟迟不肯把那几张字纸交出来。待我们专案人员反复交待政策、深入调查,他们才不得不交出。问其为何未及时交出来,他们说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来,怕他们一旦回来找这东西时无法交待。这几张字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在背面用钢笔写的东西,标题是《“571工程”纪要》。首先发现这几页纸下角上编有页码,但不连接,中间缺一个号。因此,怀疑中间缺少一页,要赶快查清并找到缺少的一页。专案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林、周、于在空院的其它据点仔细搜寻,并再次找有关人员询问调查,但他们除了详述发现与交出的经过及解释当时的思想顾虑以外,没有新的发现。随后,专案人员又赶赴他们的另一个据点——西郊机场的一处客房。那里已是数日没有进人了,过厅的地上堆放着从新疆运来的哈密瓜,已是汤流满地,进去时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内除一些豪华生活用品外,也未发现类似的文件和字纸。……后来,专案组即转入进一步研究这几页纸上写的内容。最后认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没有缺页。但书写的字笔迹非常潦草,多处难以辨认。特别是他们所写的阴谋夺取政权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宫’二字,更难识别。经反复研究,多人辨别,才破译辨认出来,把这件罪证的全文弄清楚。又经其死党中其他成员的口供证实,确认了这是一份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计划手稿。”
不过,从当年下发的《“571工程”纪要》影印件,能明显看出它是写在一个四环活页笔记本中的若干活页上,而不是写在“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字纸”上。如果说活页本与台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带有活页环,这可能是造成郭玉峰或者马军记错的一个原因吧。此外,郭玉峰的回忆还是过于笼统,一些时间搞错了,另一些时间则完全没提。
然而,由于没有《“571工程”纪要》被谁遗留下来的目击证人,加上官方从未认真考究过《“571工程”纪要》能遗留下来的原因,因此关于《“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质疑近些年来沸沸扬扬。这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谁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小楼?在王兰义发现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前,是否有其他人进入过该楼?《“571工程”纪要》是否真的是于新野所记?当然,还有更广义的疑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授意的产物吗?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吗?《“571”工程纪要》能代表林彪的思想吗?除了于新野用铅笔做的“纪要”之外,《“571工程”纪要》还有更正式的版本吗?

舒云等人的调查和质疑

林彪事件的独立调查者舒云自2004年起对查获《“571工程”纪要》的主流说法提出了质疑。她的调查和质疑,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 2004年11月的连载《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2006年香港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北京《文史参考》2011年刊登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等书刊以及她的博客,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舒云认为:“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
受到舒云的影响,网友史学也认为:“李伟信是在李伟军、王大璋之后,最后离开现场的。” 史学甚至直言《“571工程”纪要》有伪造之嫌。
史学说:“在老王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之前,有什么人到过现场,都做了些什么事呢?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中写道,‘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这就是说,这个林立果的‘秘密据点’,从9月12日傍晚到13日凌晨,先后经过李伟信等4人,反复两次彻底的清理。根据笔者对当时在场的‘直接当事人’的采访,9月12日23点,他们在楼内,将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在光明透亮的楼内,又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落下重要物品,李伟信还叫王大璋用螺丝刀撬开了屋内的厨柜,并将其中唯一的物件‘饼干盒’打开,结果空无一物。为了谨慎起见,还叫王大璋将撬柜时散落的木屑,收拾起来,弄到楼下。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
由此,史学进一步指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李伟信三人,在光明透亮的楼内,格外谨慎小心地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既然最后离开现场的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那么,老王怎么会在桌子上,意外地‘发现’那个神秘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呢?据说,不仅如此,老王还在桌子上‘缴获’了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和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李伟信等三人和老王等三人,同为直接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这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李伟信等三人离开现场的时间是‘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而老王首次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的时间是‘1971年9月15日19点30分以后’。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67个半小时的时间差!在这两天又19个半小时的时间差里,有没有其它人造访过林立果的那个‘秘密据点’?!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故’?!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任何一个有起码办案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不能查清在上述67个半小时中发生的事,就没有办法弥合上述当事人所作证词之间的矛盾。那么,记录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就有来路不明之嫌,甚至,‘571工程纪要’这一林案的关键证据,就有‘伪造’之嫌!”
不止于此,舒云还进一步说:“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舒云的言外之意就是,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林立果的五个“据点”之后、王兰义发现拉链本之前,有人做了手脚。
林彪事件的研究者吴润生认为,对外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是“四人帮”对“小舰队”的一个普通的会议记录本里的片言只语“七拼八凑”的,是“四人帮”的伪造。 更有甚者,近来还有研究者认为,《“571工程”纪要》是江青和张春桥炮制出来的,并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抄写而成。
除了这些极端怀疑《“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人之外,一些持论平和的文革史研究者,比如何蜀,也认为:“目前对《“571工程”纪要》的文本真实性及其被发现的经过等尚存许多疑问,更难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最后离开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舒云和史学所说的那样,李伟信、李伟军和王大璋就是最后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的三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在李伟军和王大璋走后,除了李伟信留下之外,当夜就没有其他人来过这个秘密据点。
从张聂尔1993年对王维国长子王大璋的采访可知:9月12日下午,王大璋奉王维国之命,乘飞机从上海到北京向林立果通风报信,他被李伟信从首都机场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先后同于新野、林立果、周宇驰见了面。王大璋回忆:在与林立果、周宇驰谈话“以后我被于新野送到东交民巷。晚上10点多,李伟信和他弟弟李伟军来了,李伟信开了一辆嘎斯69,他们要我一起上车。在车上,李伟信与我闲谈,说:‘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当时我很惊讶。我们的车是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来的,这时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了。我站在通房子的后门外,从门外望去,里面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有辆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我想这是林立果的东西。因为我过去见过他用桔子水泡饭吃。大约20分钟后,李伟信叫我上楼去帮忙。我到了二楼,那里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我猜这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我把壁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里面只有一个饼干盒。然后又到隔壁去,那里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他说:‘不知道退得干净吗?’他又叫我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去。这时,已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我和他弟弟说:‘你们俩还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到机场去,接不到,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我们又回到东交民巷,我听到好几次电话铃,都是李伟军接的。” 张聂尔认为,王大璋和李伟军“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离开的这个“两层楼的房子”,就是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显而易见,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中对王大璋9月12日夜里活动的描述就“脱胎”于张聂尔1993年对王大璋的这个采访。
然而,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2日晚上11点多,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一共七人,尚在空军学院的小楼,他/她们或者跑进跑出在往卡车上装器材,或者在小楼里面焚烧材料。
不难看出,从时间上看,邵一海的调查与王大璋的回忆是冲突的。王大璋说他是9月12日晚上11点到达小楼,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离开小楼,期间他看见“后门外有辆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
那么,到底是邵一海的调查符合事实,还是王大璋的回忆符合事实呢?
邵一海1986年9月10日在为《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写的“后记”中说:“六年前,我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采访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比较广泛地收集了林彪一伙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行材料。”“本书的材料,绝大部分属于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真实地提供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而把思考的任务留给读者。” 另外,此前他还对人说过,“作为一名记者,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坚持真理。”
在综合分析和判定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尽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邵一海依据的史料难免有“逼供信”的产物,但是,单就六W(即:WHO,WHEN,WHERE,WHAT,WHY,HOW)而言,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起码在人物、时间和地点(即:WHO,WHEN,WHERE)上的记述还是相当严谨可信的。
由于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就陆续被捕,他们当时的口供可以相互比对,何况在具体时间上也没必要作假,因此笔者认为,邵一海关于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9月12日晚上11点多尚在空军学院小楼的记述可以认定为事实。
至于王大璋的回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22年之后做出的,没有参照点,所以他说的时间难免有误。此外,他的回忆缺少必要的细节,比如他当夜是如何从空军学院回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的?既然李伟信没有开车送他和李伟军走,那么他们只好坐公交车回去,当时有从香山到北京动物园的360路郊区车路过空军学院,还有从北京动物园出发路过东交民巷的市区车,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11点之前赶上末班车。因此笔者认为,王大璋至少错误地把时间向后推了一小时,也就是说,事实上他当夜在11点之前就离开了空军学院的小楼,而他看到的那辆卡车在他走后约一小时才被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开走。须知空军学院与东交民巷相距大约20公里,“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应该是王大璋和李伟军回到东交民巷的时间。
而且这样的访谈,采访者未必能从受访人那里获得真相,因为出于可以理解的缘由,受访人未必愿意说出全部事实,所说的话也未必全是真话。笔者在初读张聂尔的这个访谈时,就对李伟信兄弟把王大璋带到空军学院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还为此在2005年初请教过张聂尔本人: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关口,李伟信为什么带王大璋去这个“秘密据点”?难道只是为了嘱咐王大璋“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吗?或者需要王大璋帮忙把二楼的壁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吗?王大璋又为什么要跟着李伟信去呢?张聂尔答说,她感觉王大璋当时并没敞开谈,是有所保留的……
那么,王大璋(章)的“保留”是什么呢?实际上,当天晚上,李伟信奉周宇驰之命给空四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组织处处长袭著显打电话,通知他们“周宇驰要‘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随机出发”,让他们给空四军教导队发枪,并让教导队做好第二天从虹桥机场出发上飞机的准备。但是,怎么在虹桥机场甩下从北京去的8341部队的人,还得要李伟信自己想办法,因此他想让王大璋帮忙、拿主意。李伟信到了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对王大璋说,次日可以搭他们的便机回上海,所以王大璋才马上跟他们走了。上路后,李伟信才告诉王大璋:“要想办法让8341部队留在上海,先带上教导队走”。……王大璋最终提议:“你叫教导队的人先在机库里等着,飞机在上海降落了以后让飞行员说飞机坏了,要到机库里去修,叫8341部队先下飞机。等飞机到了机库以后,叫教导队的人在机库里上飞机,然后飞机直接上跑道起飞。”并得到李伟信的认可。
从李伟信当夜的上述举动以及次日凌晨跟随周宇驰、于新野劫持直升飞机北逃的举动来看,笔者认为,舒云所说的“九一三事件中的告密者是李伟信” 纯属无稽之谈。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之后,于新野、周宇驰和陈士印也先后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亲笔供词就承认:“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
还是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2日晚11点多,李伟信得到南下阴谋败露的消息后,他让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立即转移到“二高专”(联合舰队另一个秘密据点)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这些人走后不久,刚参加完密谋南下会议的于新野来到这里。9月13日凌晨1点多,周宇驰也来到这里。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争取走,叫我们也尽量多组织一些人走。现在只能用直升飞机跑了。”他问于新野和李伟信:“许秀绪他们呢?”于新野说:“他们刚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周宇驰告诉于新野:“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你立即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接来,我现在去不得。我在这里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稍后,接到周宇驰电话的陈士印被于新野接到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随即给他看了林彪手令,并说吴法宪搞政变,要陈士印送他去向林彪报告。经过一番周折,9月13日“凌晨1点40多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带着陈士印,携带着几个装着3万元美钞和许多绝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车,冲出空军学院的大门,发疯似地向沙河机场急驰而去。”
也就是说,最后一起离开空军学院的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并非舒云调查的那样,只是李伟信一人。在这点上,不是只有李伟信的孤证,陈士印也可以作证。另外,当夜从空军学院小楼转移到二高专秘密据点后的王永奎还按照走前与李伟信的约定往空军学院小楼打了个电话,恰巧接电话的人就是周宇驰,这也证明周宇驰是最后离开空军学院小楼的人之一。
可笑的是,就是舒云本人,在其《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的结尾,也提到于新野在9月13日零点以后到了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甚至还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见了面;而且在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走后,周宇驰也赶到这个“秘密据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乌龙”呢?笔者认为,舒云的调查大量“参考”了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灭》、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这两本书,但又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说穿了,舒云的“调查”无非是对已有史料的随意剪裁、东拼西凑,加上道听途说、偏听偏信,再信口开河而成的,所以其“完整调查”才会自欺欺人、破绽百出,甚至在其文章中还出现过把被周宇驰打死的陈修文的照片当作“林立果高参周宇驰”的照片贴出来这样的荒唐事。
还需要搞清楚的是,在王兰义9月15日晚上取走《“571工程”纪要》之前,空军学院的这座小楼是否已经被看守起来呢?
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7日,在发现空军学院“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之后,“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
吴法宪的回忆与邵一海的调查吻合:9月17日“晚上,梁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也就是说,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即放有《“571工程”纪要》的地方,是9月17日以后才被北京卫戍区查封的,而非舒云借王树德之口所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

是谁留下了《“571工程”纪要》?

在最后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的四个人当中,《“571工程”纪要》的载体——红色封面拉链本只可能在于新野或周宇驰手里,因此只有他们二人有可能把它遗留在空军学院的小楼里。那么,到底是于新野,还是周宇驰,把那个拉链本遗留在小楼一层的餐桌上呢?
笔者先回顾一下当夜周宇驰和于新野各自的活动:
按照林立果离开北京前的安排,周宇驰留在西郊机场督促胡萍安排准备南下的飞机,并与林立果保持联系;王飞、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会,拟定南下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依照计划,周宇驰原本将在13日7时带其家人同胡萍飞到山海关机场,然后与林彪一家坐林彪专机一起飞往广州。但是,由于林豆豆的告密,周恩来通过吴法宪向胡萍追查林彪专机的去向。胡萍“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 周宇驰得知周恩来、吴法宪查飞机后,赶紧打电话向林立果汇报,尚不清楚何处走漏风声的林立果决定连夜飞往广州。随后周宇驰回到空军大院安排家事。稍后,林立果察觉是林豆豆的告密导致周恩来、法宪的追查,仓促之间林立果决定北上,并在离开北戴河之前通知周宇驰马上取消南下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舒云认为林立果是仓皇逃到山海光机场后,才利用林彪专机旁的电话通知周宇驰“北上”。 而实际上,当时机场停机坪上配备的电话根本不具备直拨周宇驰家中电话或者接通空军总机的功能,且不说林立果此刻是否还能如此沉着,也不说那个时间周宇驰是否还在自己的家中。由此可见,舒云的所谓“调查”是多么的不靠谱!
从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电话的反应——“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来看,林立果的这个仓促决定显然出乎周宇驰的意料。不过,他还是匆匆忙忙带着妻子王圣兰和两个儿子直奔西郊机场。但当周宇驰驱车到达西郊机场时得知吴法宪已经先他而到,他只好原路返回,并告诉他弟弟“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他随后送弟弟去火车站,并请求弟弟将其大儿子带走。在把弟弟和大儿子送到火车站后,周宇驰又把妻子和小儿子送回空军大院的家,并告诉妻子“别等我了!” 然后,周宇驰就去了空军学院的小楼。
于新野在周宇驰之前就到了空军学院的小楼。因为在部署南下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来电话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随后,王飞对大家说:“刚才我们讲的一切,统统作废,就当没有这回事。”并叫大家把会议记录全部销毁。散会以后,于新野电话告诉江腾蛟:“情况有变,解除一切任务,恢复正常,消灭痕迹。”然后,于新野就开车去了空军学院的小楼。
就是在小楼里,周宇驰同于新野、李伟信商定了出逃的事宜。出逃带给亲人的后果,周宇驰和于新野都十分清楚。而留下《“571工程”纪要》这个“罪证”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他们是要晓谕天下、昭示后世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于新野和周宇驰,谁更有可能把《“571工程”纪要》遗留在小楼一层的那张餐桌上呢?
从心态上看,当时周宇驰和于新野都有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周宇驰的大儿子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而于新野曾经说过:“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而且他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从广州给其妻子李雯写信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他也准备去死了。
从机会上看,由于周宇驰叫于新野去西郊机场接陈士印时,就在一楼给陈士印打过电话,而且当周宇驰与来到小楼的陈士印谈话时,于新野、李伟信在二楼收拾东西 ,因此周宇驰完全有机会留下《“571工程”纪要》。
不过,倘若《“571工程”纪要》当时在周宇驰手中,由于他在接到林立果“北上”的电话后,就下了出逃的决心,因此他在来空军学院之前,就有更合适的留下《“571工程”纪要》的机会,假如他想那样做的话。另外,从他紧急时刻还在安顿其家人的做法来看,他还是对家人的命运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因此不大可能留下《“571工程”纪要》给家人找更大的罪受的。这一点从他后来自杀前还不忘撕碎“林彪‘九八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的举动上 也可见一斑。
反观于新野,他是在周宇驰9月13日凌晨1点多钟到空军学院小楼后,才获悉林立果、周宇驰要出逃的决定,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他深思熟虑,只能靠本能和直觉行事了。仓促之间,于新野给其爱人写了一封信 ,这是他给家人的交代。笔者认为,于新野还留下了他书写并保存的《“571工程”纪要》,作为他给历史的交代。
那么,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于新野为什么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毛分子呢?除了《“571工程”纪要》中列举的那些国家乱相、百姓苦情对他的影响外,他对毛泽东私生活的一些了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照于新野一个生前友好的话说就是:“于新野原来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他七八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小交通员,填档案都没法写,只好写12岁参加革命。主要因为他在空政文工团的女朋友进了中南海,回来之后向他哭诉,他恨之入骨,才180度改变了对老毛的态度。” 另据知情人披露,在1967年的“513事件”之前,于新野因工作关系,同空政文工团的一个演员相熟,该演员常去中南海陪伟大领袖跳舞……。后来,在“九一三事件”前夕,于新野“示意她作当代‘西施’,像古越国的美女那样,以姿色镀金戈,置吴王殒命于卧榻之下。”
笔者认为,于新野这个“西施刺夫差”的策划及相关人的口供之所以未列入当年下发的林彪集团的罪行录,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给伟大领袖抹黑的副作用。
笔者还猜测,无论是1971—1972时的当局,还是1980—1981时的当局,没有或者不愿深究《“571工程”纪要》被遗留的缘由,就是于新野给其爱人的遗书中,很有可能有类似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与妻书》中“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那样的绝笔。
那么,《“571工程”纪要》当时有可能在于新野的手中吗?不管是中发[1972]4号文件 ,还是1980年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受“两案”办公室委托所做的笔迹鉴定书,以及知情者在21世纪的回忆 ,都说《“571”工程纪要》是于新野的手迹。既然这个“纪要”是于新野用铅笔做的他与林立果、周宇驰开会的一个记录,笔者认为,由他保存是情理中的事情。
至于同红色拉链本放在一起的那个空白笔记本,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于新野为给爱人写信而拿出来用的。

为什么把《格瓦拉日记》和《“571工程”纪要》一起留下?

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学院小楼现场发现的那本《格瓦拉日记》和格瓦拉其人。
格瓦拉,即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参加过卡斯特罗兄弟领导的古巴革命,革命胜利后在古巴政府中担任了一系列要职,曾于1960年11月和1965年2月两度率团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过面。然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格瓦拉于1965年3月放弃了古巴的高官,先后到非洲和南美的丛林打游击,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10月8日,因内奸泄密,格瓦拉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丛林中遭遇玻利维亚政府军伏击,格瓦拉受伤被捕,次日,壮烈牺牲。从此以后,格瓦拉一直被视为国际共运的英雄,并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
1968年6月,古巴出版格瓦拉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日记记载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进行艰难的武装革命的细节,也包括他被捕前夕濒临死亡的处境。
1971年,中国有三个机构翻译出版了三种《格瓦拉日记》,即中共中央联络部出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三联书店出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复旦大学出的《切•格瓦拉日记》。
笔者认为,依据王兰义的有关叙述来看,留在空军学院小楼餐桌上的那本《格瓦拉日记》,全名应为《切•格瓦拉日记》,它还有个“(1966年11月7日—1967年10月7日,在玻利维亚)”的副标题,该书由复旦大学拉美资料组1971年7月出版。而于新野最后一次去上海活动的时间是9月8日到9日 ,9月12日下午,于新野在北京还和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念书的王大璋有过不短的接触 。这也就是说,于新野比周宇驰更有条件顺便得到这本书,并带在身边研读或消遣。

那么,于新野为什么把《格瓦拉日记》也留下来呢?笔者认为,他是想表明心志:他们出逃并不是叛国,而是像格瓦拉那样,作为世界主义的战士,换一个环境,继续为他们“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而战斗。


【学苑新语】

编者按: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辛逸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本刊特设这一栏目,专门发表本科、研究生的学术成果和读书心得。以鼓励青年学子关心历史。以前本刊虽然也刊发过一些青年学生的论文,(如向前的博士论文),但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今后拟将此栏目做大做强,希望得到更多的大学教师的支持,将学生们的好稿子推荐给我们。


1957年“上海工潮”原因的再探讨
——以纺织工人为例的考察

崔龙浩

摘要: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上海工人中出现了大量罢工、请愿、驱逐党员干部等群众性抗争事件,不满情绪非常普遍,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达到高潮。本文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为主要史料,从工人生活的视角出发,以纺织工业为例,对工人“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再探讨。笔者认为造成纺织工人“闹事”的重要背景,是工资收入减少、福利措施不利、劳动强度增大和政治压力增强。虽也有工人对党员干部的不满,也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出气筒,单纯针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非常之少。这些不满主要来自于建立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施行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中的利益变动与管理低下,作为特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短期解决的。

关键词:1957年 上海工潮 原因 纺织工人

任某是上海新丰印染厂的一名老工人,解放前就在上海的印染行业“讨生活”。随着解放后局势的逐渐稳定,过上太平日子的老任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很快共产党的干部来到工厂,他们告诉大家说,这次的太平不同以往,因为“阿拉”工人翻身了,是领导阶级了。果不其然,厂里很快建立了工会和劳资协商委员会,工人地位大大提高,资本家也逐渐靠边站了。1951年10月,工厂开始进行公私合营, 老任浑身更有使不完的劲了,白天忙生产,晚上学文化,很快便成为了先进工作者和扫盲积极分子。1951年,1952年……1957年,转眼解放八年了,好日子却并没到来。老任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活没少干,苦没少吃,为什么一个月只拿50多元,家里七口人七张嘴,日子过得实在紧张,只能依靠典当度日。手表,钟,橱子……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老任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同在新丰印染厂的徐某,也是个老工人,妻子还是里弄积极分子,日子也过得同样很不如意。他家中六口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元,还供养老父亲。徐本人生气管炎直吐血,妻子生肺病,但贵重药品自己要负担一半,委实承担不起。迫不得已的两位老工人都找到工会要求帮助,但工会推脱来推脱去不给解决,还要他们自己克服。
1957年5月,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老任、老徐和许多听闻了风声的工人们一样,主动要求“鸣放”,倾诉一下心中的怨气与不满。工人们听了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认为“罢工是可以的”,“五反反资本家,民改改工人,这次要整共产党干部了。”老任和老徐都成为厂里的“闹事”积极分子,老徐的老婆还带头组织家属去厂里哭闹。 工人们很快抛开党员和干部,自己组织起来。榆林区新丰纺织厂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工人自己成立了司令部,控制了全厂宣传工具,在5月19日下午三时召开大会,有人带头喊口号:“我们苦不苦?”工人们就跟着喊:“苦!”还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反对分化”的口号。本来该厂还准备搞大游行,市委书记、副市长亲自来劝阻,才在晚上散会。天翔毛纺厂也在同天下午有一百多人集会,要求把以前少发的工资补回来。上级公司、区委等派干部去调解,开到深夜两点才散会。 荣华印染厂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工作,工人们在分组讨论工资改革时,转而对工厂领导提意见,群情激愤,有的拍桌打凳,骂公方厂长是“骗子”、“贼坯”,黑板报出现“去了只狼,来了个贼”。
老任、老徐和工友们的行动,形成了一场后来被称为“上海工潮” 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事实上,这类被官方称为 “闹事”的工人集体行动早在工潮爆发前的1956年就开始零星出现。根据1957年2月全总的一份报告显示,早在1956年一年期间,上海轻工业合营系统就发生了57起工人“闹事”事件,其中罢工10起。 而由新华社所编《内部参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闹事”主要发生在波匈事件到1956年12月上旬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仅这一时期上海轻纺织工业中就有五十三个合营厂一千八百三十四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 同时,工人“闹事”在地域上也不仅局限于上海,1957年3月的一份中央指示显示了官方掌握的数字:“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其中,天津、武汉、广州等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请愿、罢工事件都在1956年11月达到了高峰。
那么,为什么在“凯歌行进”的建国初期、刚刚“翻身得解放”的“无产阶级”会出现如此广泛的不满,进而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抗争行为呢?当我们讨论一个集体行动何以发生时,往往需要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造成这一集体行动的动因是什么,二是形成这一集体行动的条件有哪些;缺少哪一方面集体行动都是不能发生的。在对1957年工人“闹事”的研究中,学者们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形成。如裴宜理在其对1957年“上海工潮”的研究中提出,波匈事件后中共对国内矛盾的思考与纵容、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动员成为爆发工潮的有利土壤,而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的利益变动与权力丧失是造成工人“闹事”的重要动因。特别是她对工人内部分裂与对抗(国营工厂工人和合营工厂工人、固定工与临时工、老工人与新工人等)的强调,既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工潮”发生、持续与扩大的原因的认识,更揭示了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相(不同利益群体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林超超在其研究中延续了裴宜理对阶级分化和群体行动的分析,并进一步强调了外部条件对工人“闹事”的关键作用。她认为,“1950年代的中国工人正逐渐形成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的依赖和获取之上,他们自觉地引证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或官方舆论倾向赋予其行动合法化之话语,或以‘资本家’或‘官僚主义’为抗议对象,或以公共福利为诉求对象,从而经由少数精英的行动主义示范和建立在共同身份或利益认同之上的动员网络,在他们当中实现了罢工、怠工、请愿等集体行动动员。” 杰基•肖恩在对1956—1957年工人“闹事”的整体研究中则更倾向于对动因的细致探讨,认为主要有四方面造成了工人的不满:一,国营工厂一长制建立后管理不民主与工人权力的式微;二,工人在私营工厂的国有化过程中没有得到期望的福利待遇。这两方面直接引发了第三点原因,即工人对于福利、工资和基本权益的日益不满。第四,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在公私合影后权力大大得缩小了,同时全体工会干部都带有“反李立三路线”的阴影,不敢为工人的权益去与行政争取。 明显的是,杰基•肖恩仍在很大程度上将工人视为一个统一的利益群体,正如张静所指出的,“这种研究看起来更像是从阶级的概念分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讨论问题的” 。出现这种状况既与杰基•肖恩基于亲身经历的关注中国工人命运的学术旨趣有关,也与其史料多来自当时的官方报纸与公开报告,多为结论性史料,缺乏过程性梳理有关。
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答文章开头老任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解放八年了,很多工人反而感觉生活今不如昔呢?这种状况是不是普遍现象呢?还有哪些生活中的不满促成了上海工人的集体“闹事”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意识到从工人生活的视角,在动态与微观的历史中分析工人“闹事”原因的重要性,而这无疑也能解答我的疑问。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与视角,我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和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的职工思想、生活调查资料为基本史料,从不满情绪最普遍、闹事较多的纺织工人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开始了本文的写作,希望可以初步探寻当时的工人们到底都有哪些不满,以及造成这些不满的政治、经济等体制原因。

一、对工资收入的不满

工资是影响工人生活的最大要素,也是工人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对发生在五、六月份的545件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属于工资问题的有186个单位,占34.1%;属于劳保福利待遇方面的有112个单位,占20.5%;属于集体福利金、企业奖励金使用问题的有148个单位,占27.1%;艺徒问题32个单位,占 5.8%;属于迁厂、倒流问题的25个单位,占4.6%;其它类问题中,临时工问题的有5个单位,占0.9%,对劳动调配,人事安排不满的15个单位,占2.7%,对领导作风不满而引起的22个单位,占4.1%。 可见,从“闹事”的内容来看,占主要的也是工资和福利问题。
上文中提到的工人任某和徐某生活困难虽然有人口多、患病等特殊原因,但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一段时间内在上海乃至全国出现波动与下降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人口多与患病不过是加剧了收入的压力。根据官方数据,就全国整体而言1953年以前工资提高较快,全国工业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57.7%,1954年全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工业平均工资只提高了2.3%,1955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平均工资只提高了0.6%。 由于上海原来就是全国工资水平比较高的城市, 工人工资增长更为有限,甚至产业工人工资自1954年后逐年下降,1956年初仅相等或略高于1950年水平。
具体到上海纺织工业,纺织工人在各个产业中收入也是比较高的,这在上海的纺织工业中尤为突出,在统一工资水平并重点建设重工业的情况下,工资不增反降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根据1955年以后对印染、丝织、棉织、白织等行业的职工实际工资的调查显示,从1953年到1955年(该调查截至1955年),职工收入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行业 调查户数 全厂职工平均工资(单位:人民币元)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印染 6 132.93 123.31 98.12
丝织 21 78.08 86.54 85.62
棉织 19 80.09 77.46 76.26
白织 23 86.73 78.86 71.08
资料来源:CI—2—1793,上海档案馆藏第22页,“私营企业实际工资演变情况表”。
造成工资收入的下降与不合理,既与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利益变动有关,也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管理水平不足的因素。1953年以后中共开始加速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路线指导下,统一工资水平,缩小地区、工种之间的工资差异的,以塑造统一阶级意识、方便劳动力调配成为基本的工资政策,1956年工资改革也是这一政策倾向的产物。
上海纺织工人面临的影响收入的最大因素就是工资冻结。在国营工厂中,工资冻结始于1952年。上海棉纺织厂在该年推广了郝建秀织布法和1951织布工作法,工人看台量大幅提高,而当时还没有建立定额管理制度。为了防止工人工资大幅上涨,就决定将工资冻结在1951年水平上,承诺纺织工业工时改革 后“少补多不退”,即原工资比改革后工资少的,将统一补发,原工资高于改革后工资的,也不用退还了。国营厂在1953年秋季结束了工时改革,但没有实行少补多不退的计划,而是将“少补”的部分作了集体福利金。对此,只有少数人表示“已经有思想准备”,大部分人认为既然不补,领导干部、厂长何必在大会上讲,叫工人拼命扩大看锭看台能力,现在落空很失望。 类似这样的集体福利金不仅在当时就引起工人的极大不满,而且成为后来闹事的重要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救济农村灾民,巩固工农联盟,并保证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经费”,中共中央取消了原本计划在1953年7月进行的全国国营企业工资调整,标准工资一般不动, 这种情况直到1956年工资改革才得到改善。
相比于工资改革较早(1956年年末)的国营厂,工资改革迟迟没有进行的合营厂(冻结时还是私营厂)因工资冻结造成的影响更大。1952年以后,私营厂随着技术推广和工时改革先后进行了工资冻结。直到1957年9月,仍有47个合营棉纺织厂工资冻结,有十二个公私合营棉纺织厂和一个公私合营印染厂的工资还冻结在1951年的水平上,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少的现象非常严重。 如启新棉纺厂的细纱挡车工,原来看管三百到四百锭,现在看七百多锭,工作量翻了一倍,都是拿四十多元。
工资改革之前,新合营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多包含基本工资及变相工资两部分。其中的变相工资名目甚多,一般均占实际工资的20%—30%。而且,私营企业的所谓“变相工资”,即原有的一些奖金与过节费从1953年开始便逐步取消了,1955年的年奖除永安、申新一部分厂外,全部予以取消,所有变相工资如年终奖金、考勤奖金、蓝布代金、制服发放等 “不合理的旧制度”,自1956年起一律取消。 对于工资长时间冻结和取消变相工资,工人意见很大,谈到工资问题就“不开心”,永安五厂一工人说:“取消不合理工资是‘雪泡汤’,建立合理工资制度像‘蟹过江’。”
定额的完成状况是影响纺织工人工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影响工厂里的计件工资工人。 在建国之初,由于工厂管理人员管理水平不足、缺乏经验,定额制定往往滞后于生产发展,导致了一定时间内工人定额制订忽高忽低。而定额完成与否对工人收入影响颇大,完成定额者往往要比未完成者高50%的工资,这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在定额制度逐渐成熟后,为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定额又往往是根据先进生产者的产量和质量制订的。在同一生产单位中,往往会由于个别人的产量偏高而导致定额提高,其他工人便会收入下降、劳动强度过大。
以上海国营各棉纺织厂为例,由于全国普遍加快车速,在1954年第一季度增产较多,劳动定额突破很多,如细纱工1954年4月完成定额总平均达到103.52%,比1953年12月的高出近九个百分点,工人得到工资普遍增多 。为了遏制轻工业工资增长过快,中央明确表示要“适当降低纺织工业工资水平,逐步调整产业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较高工资的情况很快便消失了。1954年5月,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厂尽快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定额,减少资金浪费 。与此同时,由于原棉供应不足,需要减产,华东纺织管理局具体规定了降速必须在百分之五以上。这两方面因素一起出现,又使得纺织工人完成定额情况恶化,工资大幅下降。同年五月,上海国营棉纺织厂第一次降低车速,减产很多,而定额则抬得很快,上面提到的细纱工6月份定额完成情况只有93.65%,九月份第二次降低车速,但10月份平均完成了定额的96.14%,这主要是靠长时间的紧张劳动换来的。 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由于定额的普遍提高,截至1954年11月份止,细纱工能够完成定额的只占总人数23.93%,织布工更少,只有8.7%能完成。 上海国棉十二厂有生产工人4310人,其中计件工人共2793人,1955年一月到十月全厂计件工人完成定额情况都比较差,九月份全厂平均完成定额只达到92.61%。地方国营被服二厂的工人长期不能达到定额,拿不到标准工资,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有40多元,最低的只有近三十元,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据工会反映,每月的会员困难补助费全部补助外还不够,该厂工人反映:“我们一个月能够有50多元的收入,生活能够过就可以了。”
1956年全国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建立与统一的政治体制及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工资制度,政府首先在国营工厂开展了工资改革。由于上海纺织工人在解放后工资没有得到合理增长,所以许多干部工人对这次的工资调整抱有较大的期望。全国工资会议结束后,上海职工都很兴奋,有的公私合营厂职工互相道喜。 国棉七厂有的干部推测说:“为了接受波、匈事件的教训,这次工资方案可能不会太低。”有不少办事员、统计员说:“这次工资没有两根眉毛(八十元)非和行政吵不可。” 但经过殷切的期待,事实却是有60%的纺织工人面对工资标准下降,要拿保留工资。工资有所增长的,不是因为原先工资低得不合理,就是微乎其微的增长。 私营企业的工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1956年8月6—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国务院委托,同劳动部等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决定1956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实行工资改革。1956年年初,上海纺织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同年底,上海开始进行工资改革。上海工资改革工作原计划于1957年6月底完成。从1956年11月起,上海市选择了176户不同类型的工厂企业进行试点,为全面进行工资改革做准备。然而,试点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和问题比预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得不推迟。到1957年2月底,新合营企业完成工资改革的仅为试点、重点企业,约37000多人,并计划3月底以前继续完成其余重点企业约200个工厂、7万人。因此到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时,工资改革仍只是在极少数试点厂铺开。 工人们对工资收入长期的不满交织着失望的情绪,在整风运动中集中爆发。

二、福利措施的不力

对于生活在全能型国家中的工人来讲,关乎衣食住行的各种福利是生活的另一大保障。然而这种对生活大包大揽的做法对于新政权的各级组织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部分基层党政人员并不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而初步的“单位办社会”的尝试也因为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低下,造成许多福利措施存在大量问题。
分发集体福利金是工人“闹事”中的一个重要诉求,存在着大量问题。首先是干部对于集体福利金“使用范围不明确,不了解怎样使用,因此当工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少量的钱举办一些福利应付应付,或者干脆不用来处理”。这种“低效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工人对此意见很大,像伟大厂群众讲:“集体福利金好比橱窗里的蛋糕,看得见吃不着。” 同时,集体福利金等一系列财务管理的不透明导致了工人对工厂领导层在金钱上的不信任,成为一系列工人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从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整风运动期间各厂为了分发集体福利金而“闹事”。申新一厂首先发生分发集体福利金聚众请愿的事情,很快其它四十余家合营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工人闹事。
分配的垄断性还容易造成结余过多的倾向。由于分配机构总是担心自己掌握的资金不足,遇到内部紧张、上级检查时造成被动,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宣传也是不断鼓励“节约”,所以总是趋向于多结余一些经费。这样层层结余,积压了大笔资金。比如上海纺织业各个工厂都积累了大量的工资基金和各种福利基金,不敢将其大笔投入。根据上海纺织国营四个厂1953年至1955年九月的统计,共计积余了企业奖励基金实际收入的26.62%,医药卫生费实际收入的20.68%。另据五个厂四个区办同期统计,工会会员困难补助费这样关乎最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的资金都结余了19.69%。 大笔资金结余的背后,必然是工人享受不到应有的工资福利。
对于“吃得着”的福利设施,许多也因为未得重视,技术、管理跟不上而问题重重。如当时在大型厂食堂普遍存在着伙食质量差、清洁卫生差的问题,食堂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吃饭是小事,生产是大事”,炊事员工资低、工时长。特别是工时改革后,工人们三班八小时轮换,炊事员却没得换,而且很少有奖励,因此工作状态很不好。另外管理不善、手续麻烦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五印染厂工人说:“吃一顿饭要四票(粮油饭菜),四拿(饭菜汤碗),三担心,担心拿不到、时间长、影响生产。” 再如,根据华纺局党委的调查,华纺局所属纺织保健第一医院,自1953年至1956年,已查明较大的医疗事故达113件,其中严重损害职工健康的计43件,造成死亡的11件,有工人反映:“宁愿死在家里,也不去纺健医院看病”。
作为最大福利措施的住房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当然,上海的住房一直都很紧张,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国民经济还很困难的时期要求国家为每个工人安排住房,但既有的工房修建中存在着许多不恰当的做法。由于上海最初几批新工房不是以厂为单位修建的,后来修建的工房也没有充分考虑住房与单位距离的问题,导致许多职工每天在路上耗费大量时间,支出大量交通费。同时新工房的房租普遍要贵很多,纺织企业解放前的老工房每20公尺需费用4.66元,解放初三年修建的二万户新工房为6.56元,1953、1954年新工房则要8.63元,导致部分职工嫌路远、支出大不愿住在新工房,自愿在离厂较近的老工房居住,反而增加了老工房的拥挤。
另外,这一时期陆续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也给工人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工厂为了达到上级制订的增产节约目标,想尽办法对各种福利支出进行收缩。茂盛兴印染厂伙食费从18元压缩为15元,工人抱怨食堂的肉“风也吹得动”。江宁区一些工厂女工可预支的产假工资不再预支,经常出差的工人月季票自费一半。 更为可气的是在孩子身上“厉行节约”。国棉十一厂在增产节约中取消了扩大幼儿园的计划,1954—1956年三季度全厂共增加了886个小孩,而幼儿园床位只有126个,只能收290多个孩子,12个月就出托了。 国营绢纺厂在1954年三季度厉行全面节约后,托儿所精简了两个保育员,缩短婴儿受托时间,由十四个月减为十二个月,直至陈毅市长公开批评后才予以纠正。原抱奶室改成宿舍,女工改在沿楼梯和窗户的狭小走廊抱奶,太阳西晒,炎热不堪。工人对于企业领导这种在婴儿的福利上“厉行节约”的做法深感不满,工会也多次提出意见,但是都没有引起行政重视。

三、 劳动强度加大与患病率上升

与工资和福利水平不相称的是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动员手段,新中国也在解放后很快发起了像前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 movement)一样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上海棉纺织业中,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经开展生产竞赛。 1953年10月,上棉二厂首先向本市八家国营棉纺厂提出厂际增产节约竞赛,形成正式竞赛机制,到1956年1月,已发展到全市106家纺织厂全部参加。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即成为一种常态的生产动员形式,行政领导层和工会每年都会组织大量的生产竞赛,每个季度都有硬性的增产节约指标,并纳入工厂的考核体系 。1956年上半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所属138个单位31745个职工参加了厂际生产竞赛,申新纺织第九厂等29家厂参加了全国纺织工业厂际竞赛,很多大工厂还在厂内开展了车间竞赛。 竞赛期间加班加点、违反操作规则的事时有发生,造成了工人疲劳与安全隐患。
此外,我们也能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看到劳动强度的增强。华东纺织管理局各棉纺织厂1956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55年提高了21.53%,产值增加25.46%,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一阶段生产技术并没有如1951年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得到普遍提高,产值增加背后只能是劳动强度的增强:首先是增加班次,纱比1955年增加了19.2%,布增加了19.5%;同时设备利用率纱提高了2.4%,布7.34%;单位产量纱增加1.5%,布增加1.36%, 可见产量增加主要是靠增加班次。国棉5厂的情况是断头逐年减少,另外车速和锭数也逐年增加。32支纱车从1951年174转增加到,1956年200转;看锭从400锭提高到900锭;断头从300多根降至60多根。布机从170多转提高到180多转,看台从14台提高到24台(最多时30台)。 班次增加、设备利用率提高、车速加快、看锭数增加的背后,都是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强。由于1956年华纺局对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定额都比较高,各厂都进一步增加了生产,据国棉五厂测定,一个织布工原来一个人挡二十八台布机,速度是一百九十转,每天巡回五十三次,等于走三十七华里;现在车速已经增加到二百一十转,巡回增加到五十九次,相当于走四十一点二五华里。
同时,工资收入,福利措施和劳动强度的不成比例导致了工人的健康上出现很大问题。国棉六厂80%的工人,中午只吃5分钱的菜,一般女工一天支出的热量约为2400—2600卡,而她们一天吸收的营养只有2000卡左右。华东纺织局管理局统计的疾病缺勤显示:1954年第一季度为3.26%,以后逐渐上升到将近5%,到1955年因为减产、停工、年老体弱编余等原因逐步下降到2.76%,到1956年开始快速增长,第一季度为3.5%,第二季度为5.45%,7月份上升到5.68%。 女工流产情况也很严重,仅国棉一厂四月份就有七个怀孕女工流产。 流产的原因多是工作和生活原因造成的意外流产。国棉二厂1956年1—6月份流产的59人中,直接由于劳动条件不好和工作疲劳而流产的就有12人,因家务多、路远、营养不良等原因流产的39人,自愿流产的仅有8人。 工人的工资收入影响到工人的身体健康,反转来工人的疾病又直接增加了工人的支出,对职工生活是严重威胁,形成恶性循环,上文提到的老工人徐某就是典型的例子。根据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调查,1953年10月至1955年9月全市互助基金因病借支的有24.34%,因病负债的占负债总人数的27.3%,困难补助费中疾病补助占33.27%。
而且,大量缺勤又导致上工工人劳动强度的进一步增强。国棉五厂1956年7月1日—10日应到3362人,实到3200人,缺162人。布机间摆梭工定员93人,实到79人,缺了14人;拆坏布工原来一个人管52台,现在人员缺少,每人管70台。为了不影响产量,缺勤工人的工作全部由其他工人代做。该厂第2季度因病缺勤虽达5.15%,但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4.68%,工资基金积余了10800元。
由于大量缺勤对生产影响日益明显,有些厂往往鼓励工人“轻伤不下火线”,“克服困难”,着力控制疾病缺勤。如国棉二厂一王姓医生说:“看看领导的眼色就知道了,卫生机构应与车间联系,这种联系制度本来就是贯彻以预防为主使卫生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一个方法,但结果却变成了控制缺勤的工具,实际上是不相信人的表现。”国棉二厂缺勤高了,行政写条子讲:“请仔细检查一下”,医生就领会了。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国棉十四厂布机车间潘姓女工因请不到假,晕倒在车间。国棉五厂一赵姓女工贫血,车开不出,工长一定要她从疗养所里出来开车,结果又停了九个工。更有甚者,国棉十八厂一个工人六次请假不准,实在痛苦,发生吞金自杀的惨剧。

四、 权力变迁与政治压力

1957年3月27日晚上九时许,长宁区永大染织厂发生了一起由普通斗殴事件转化而成的工人集体行动。这场现在已经无法追溯起因的斗殴双方是办事员丁某与副科长江某,保卫干事赶到后偏袒江某,与江某一起要将丁某扭送派出所。正好下夜班的晚班工人们目睹了江某等人扭送丁某的行为,工人们都认为丁某平时好提意见,与领导关系不好受了诬陷,三四十人反将江某拥到了派出所。原来,丁某素来为人正直,解放前在该厂作车间领班,之资本家要扣工人工资,他宁可挨批评也不愿扣工人工资;三反五反的时候,他检举资本家违法行为,得到一千元奖金,他全都买了公债;公私合营后,他仍然不断对领导或企业管理方面提意见,公方厂长不重视他的意见,对他采取冷淡和排挤的态度,评级评薪时,把他评得很低。正是丁某与工厂领导的这些矛盾,使得厂内谣言四起。由于丁某在斗殴与扭送的过程中受伤,有人扬言丁某被打坏了,打丁是厂里领导为了掩盖集体贪污的有意谋害,厂内要杀三个人,要撵走工会主席等等,工人越聚越多,直闹到午夜以后。之后工人自动集会,特别强调不许党、团、工会干部参加,一面恢复生产,一面组织人继续“闹事”。以后连续几天,工人们又大量揭发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集体贪污等事实,要求撤换厂长、改选工会、重派党总支书记下厂。直到3月30日和31日,长宁区委书记下厂,做了解决问题的承诺,市委和长宁区有关部门组织了工作组到厂,事件才得到平息。
永大染织厂的事件,后来被宣传为工人反对领导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件。与学术界不同的是,在工人“闹事”的问题上,官方一直强调“官僚主义”的因素。但出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不是仅仅因为基层干部个人“作风不牢、能力不足”呢?在永大染织一厂事件在上海党刊上“曝光”后,不少党的基层干部给党刊编辑室写信,认为“报道有片面,把过错全部推在基层干部身上,把工作成绩抹煞,这是不公平的。”“很多干部认为过去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现在错了,群众斗争我们,领导上又要我们向群众检讨认错。” 这种“受夹板气”的状况成为许多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真实写照,他们成为批判“官僚主义”语境下底层工人的出气筒、上层错误政策的挡箭牌,而将“闹事”引向基层党政干部的做法,也成为以后中共解决体制性问题时的惯常手段。
这一点在工会干部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在上述的工人闹事事件中,工会这个本应在工人与行政之间起到中介缓冲作用的机构,很多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发端于1951年的反经济主义运动,对李立三强调工会相对于行政的独立性、工会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企业与工人之间要兼顾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进行了激烈地批判。1953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全国工业系统全面掀起了层层批判“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1953年四月召开的上海市工人代表会议纺织工人代表小组讨论中,也传达了要反对狭隘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单纯福利观点和片面群众观点,即只讲福利不问生产,但求奖金不顾质量等方面。 有了李立三和“小李立三”们的前车之鉴,工会干部们噤若寒蝉,在一段时间内,工会干部都不敢代表工人利益向行政提出意见,紧密依靠行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工人骂工会是“第二行政”或“行政的尾巴” 。对此,当时的全总领导人赖若愚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群众闹事增多,而在闹事中间,除了个别例外,群众都把工会撇在一边。群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认为依靠工会组织解决问题往往是解决不了的。”
从永大染织厂的例子中我们还能看到工厂权力与人际生态的变迁。华尔德曾指出,中国工厂一个重要特点是党政领导在少数忠诚工人中发展出来的稳固的垂直性关系的关键重要性,另外中共所建立的政治刺激体系表面上看来以政治号召和非物质性刺激为基础,实际上却基于物质奖励和个人前途上根深蒂固的任人唯亲原则。 像丁某这样不依附于领导的人,肯定要受到排挤和打压。而且由于中共长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许多工厂形成了以党员、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等组成的小型动员集团,他们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动员和政治表演的骨干,在政权稳固后,他们多数成为厂内既得利益者,并习惯性地形成决策圈子,厂内民主流于形式,造成了多数群众刚刚激发的政治热情降低,对名不副实的政治宣传感到厌倦。同时,建国之初用革命逻辑划分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新阶级、新歧视,也造成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受冲击者与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微观人际紧张。在永大染织厂事件中,党员工人耿二妹在车间里说丁某是神经病,不打他打谁,被工人轰出厂外。
及至1956年、1957年,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受损,许多普通职工对共产党以少数积极分子代表广大群众的政治动员手段日益不满,因此对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定额的制定与福利的削减都是由党员和积极份子带头拥护的,普通工人与他们的隔阂也在这期间扩大。在1953年讨论取消棉纺织厂职员双薪 的会上,申新九厂一名职员就讲:“双薪取消是个别先进分子同意的,解放后给硬弄掉?” 合营立丰布厂在合营后取消职工的许多福利制度,党员带头拥护,一些工人私下说:“党员越多,我们越苦”。 在生产中心论的时期,生产能手往往比较受青睐,入党、提干都是优先,国棉18厂细纱间工人说:“车间干部对产量高的人笑嘻嘻,对产量低的人不理睬,有时面孔一板,讲‘你产量为啥不高’。” 再加上上文说道的定额在两者之间产生的收入不平衡,更加重了这种厌恶。
经过建国初期历次的政治运动,工人们感受到的强大政治压力也是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抑。特别是当行政人员认为自己权威性受到威胁或现实目标受到阻碍时,往往会采取一些压力措施。在一些工厂,干部给工人乱戴政治帽子,国棉十八厂前纺支部竟将落后分子的面划到25%。 这种政治压力带给人的恐惧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甚至超越了死亡。国棉二厂女工孙某被党支书和管理员说她偷回丝,连续批判追问,竟导致她上吊自杀;同厂女工赵某只是听说要批评她,便吞金自杀,幸好没有成功。 1952年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反经济主义、1955年对青年工人共产主义教育,都集中批判了迟到早退、旷工、钻劳保空子、生产偷懒,以及偷窃、赌博、接触不良书籍和生活腐化等问题,将日常生活问题上纲上线。这虽然在表面上压制了不同意见,但工人心中的不满更加积聚。有工人对下车间的工会干部说:“请帮我倒杯茶来,”旁边就有工人说:“连吃茶也不合理(指是不是再来个反经济主义倾向)” (原文如此——笔者注)。

结 语

当我们将常识重新放入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在上海纺织工人“闹事”的过程中,他们主要诉求基本集中在现实利益上,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也主要归结于工资、福利和劳动强度等经济利益问题,而不是后来中共中央重点批判的“官僚主义”。从上述材料中我们看到,工人对于党员干部的不满大多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党员干部作为体制的代言人而成为工人发泄的对象,背后仍是工人对切身利益受损的不满。而官方话语里的“官僚主义”则是隐含着批评这些党员干部没能积极解决上级乃至国家层面造成的问题,将矛盾化解于基层。“官僚主义”的托辞使基层党员干部成为“出气筒”与“替罪羊”,用以遮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同时中共也相应进行了一些利益调整,如在第二次工资改革中,上海纺织工业局下属2100户工厂,58种变相工资最后仅革除了3种,变相工资总额从原来的363365元降至317874元,仅减少了45491元,占原来的1.25%。
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过高、统得过死,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造成上海工人“闹事”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是不能被“少数人”的呼声所轻易撼动的。这种内在紧张导致了基层整风在“反右”之后才逐渐铺开,并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当然被列入了“教育”的范围。此时所“放”出来的言论也在官方的指导下更多地指向了“官僚主义”,指向了党员干部,虽然很多言论最终落脚点仍是切身利益,但已处在遮遮掩掩之中了。



【评论】

文革风云现纸上
——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

金光耀

在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文革的十年是一段特殊的但不应被淡忘的岁月。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次日上午复旦校园中就出现了第一批声援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文革的浪潮就此冲进了复旦校园,此后复旦大学就处在文革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激流漩涡之中。
文革中复旦大学最早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是历史系教授周予同,时间在6月4日。在校党委的部署下,一天内校园内就出现了5000多张大字报。几天后上海市委确定了要“彻底打倒”的八名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予同即在其中,同在其列的还有另一位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八人中复旦就占了两人。就这样,大字报在复旦校园里铺天盖地张贴出来了。整个六月份,复旦大学光张贴大字报就用了七千斤浆糊和五百令白报纸,而墨汁是成桶成桶购买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10月初,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委员会”,不久这一组织与上海其他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成为文革初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而其主要负责人就是复旦的学生。稍后成立的其他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三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其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复旦的学生。11月底,“红革会”围困《解放日报》社,致使该报停刊6天,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影响全市乃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运动起来后,复旦校园内的大字报锋芒所向就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复旦大学的党委,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到12月初,学校党委面对学生的冲击已无法开展工作,处于瘫痪的状态,复旦大学因此被造反派称为是文革初上海的“第一个解放区”。复旦大学的各派红卫兵不仅在校园中炮轰学校党委,还走出校园冲向社会,成为上海文革运动中重要的造反力量。1967年1月中旬,以复旦学生为主的“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首开造反派组织在市级机关夺权之风。而到1月下旬,复旦各派红卫兵更是将造反的炮口对准已掌控上海的张春桥,把大字报刷到了上海街头,发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虽然此次炮打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而被压制下去,但张春桥还是因此次惊吓而对复旦大学另眼看待,称复旦大学为藏龙卧虎之地。
以上所述只是非常简略地勾勒一下文革初期复旦大学运动发展的概况。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真正做到了“沪滨屹立东南冠”,在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急速上升。而在文革中复旦的地位比之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重要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复旦的文革运动成为上海文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复旦大学的文革资料在上海的文革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重。
这里刊印的是1966年6月中旬至1968年1月下旬之间复旦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选。大字报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赋予人民的所谓“四大自由”之一,是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揭露、批判“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与对立派别争辩的主要武器。历史上,不少时段会留下带有时代印记的特殊资料,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如先秦时期的竹简,魏晋时期的碑刻,而大字报则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资料,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大字报使用的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治话语,通常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以置被批判者于死地。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语言激烈、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真是“满纸荒唐言”,但对历史研究而言,它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
大字报在文革初期以铺天盖地之势出现于校园、工厂和城市的街道、广场中,其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而其张贴形式使其难以长期保存,传播范围也有一定限制,因此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大字报选”。有党政机关编的,作为下情上达,有红卫兵等造反组织编的,以求广为传播扩大影响。这本复旦大学大字报选则是由当年在校学生编选的。编选者徐振保在文革爆发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当时大学五年制),他像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对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抱有热情,又因为专业的关系,更热心于搜集保存有关文革的资料。他在当时就敏感地觉察到大字报会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复旦校园里抄写大字报,即使外出串联,也记挂着这件事,短短几天就赶回校园。这件事后来得到复旦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支持,因此获得了编选刻印的条件。徐振保根据自己的判断按大字报在校园内的影响及重要性进行取舍,最终选了168篇,并为大多数大字报写了按语,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及在校园中的反响,最终以“史红战斗组”的名义印行。
因此这套大字报选是反映复旦大学文革运动的珍贵史料,它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记录下文革最初两年校园中运动的进程。鉴于整套大字报选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的事件较多,我们缺少足够的时间予以完整地解读,现就仅以1966年6月为例,看看从大字报所反映出的复旦运动,这是大字报在复旦校园中张贴开来的第一个月。这套大字报选中有14篇是从这个月的大字报中选出来的,这都是在校园中引起反响并对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的大字报。如前所述,仅6月4日一天,针对周予同的大字报就有5000多张,这一个月内复旦师生光写大字报就用掉了五百令白报纸,所以这14篇只是校园内数以万计的大字报中的沧海一粟。但就是从这十多张大字报中,我们也可看到文革在一个大学这样的基层单位发动时期的基本面相。
编者选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张贴于6月14日的针对复旦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此时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陈传纲。根据大字报选的编者按语,陈传纲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是由学校党委布置安排的,此前批判周予同的大字报实际上也是学校党委统一部署的,反映出运动初期基层党委对运动的主导权。到了6月中旬,不仅北京大学而且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都已对着党内的当权派了,于是陈传纲作为复旦的当权派也被点名批判了。而之所以挑中陈传纲,是因为他与党委主要领导原本就存在着分歧。
在批判陈传纲的大字报出现后,党委明确表态与陈有着原则性的分歧,要与之划清界限,以表明自己正确的革命立场。像文革初期许许多多的党政领导一样,复旦党委一方面要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将本单位的运动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次发动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因此,早在6月初复旦党委就组织了名为“红缨枪”的墙报,希望通过这一阵地来引导校园中的大字报,使运动能在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这就有了“红缨枪”轰动一时的系列大字报《十论追穷寇》(本书第7篇)。所谓“穷寇”者,即像周予同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红缨枪”按照党委的要求,号召对这些人要“瞄得准,打得狠”,而不要“乱打一气,打空打偏,甚至打到自己的脚上”,要遵循“党指挥枪杆子”的原则,也就是不要打党委没有指定的批判对象。但被中央的号召动员起来的部分学生已不愿再按照党委的层层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了,于是到6月20日校园中出现大字报(第4篇),鼓动学生们“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党内的一切牛鬼蛇神”,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就有学生直接指出“‘红缨枪’把我们引向歧途”,由此质问学校党委通过“红缨枪”要将复旦的运动引向何处,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能完全相信这样的校党委吗?”的尖锐问题(第5篇)。
但紧接着就出现了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领衔署名的是响当当的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电光源室的老工人蔡祖泉,坚称“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强调革命师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搞好文革(第8篇)。这份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其实就是“红缨枪”捉刀的,反映了校党委想用蔡祖泉的名头来压学生,但要起来造反的学生已很难压得住了。
6月下旬,中文系的学生点名批判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其“罪名”之一就是直接领导“红缨枪”发表《十论追穷寇》的大字报,还有压制中文系和新闻系的运动(第11篇)。接着,又有学生将批判锋芒直指整个校党委,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复旦党委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揭露其“采取的手段比陆平、匡亚明之流更加阴险、更加毒辣、更加迷惑人。他们推行一条更加阴谋的修正主义路线”(第12篇)。
不过在6月下旬,复旦党委还能够掌控全校的运动,因此面对质疑通过大字报表示,“我们欢迎全校革命学生、职工、教员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他们非常自信,认为这些批评根本不足以动摇党委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还表示“要使复旦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获得全胜”(第10篇)。从“红缨枪”和蔡祖泉署名的大字报,确可看到校党委尽力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努力。当时校园中也有许多相信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学生,他们把对基层党组织的批判看成是“混淆了敌我,转移了矛头,表面革命,实质反动”,是对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进攻”(第3篇)。当出现直接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有学生直截了当地喊出“誓死捍卫以王零为首的校党委”的口号,认为校党委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并要与那些反对校党委的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较量一番(第13篇),反映出一些复旦师生对造党委反的抵制。
这十多张大字报显示出文革运动初期复旦校园中的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当然是复旦党委。它要尽力将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抛出陈传纲,到组织“红缨枪”,再到安排蔡祖泉出来支持“红缨枪”,处处显示出它的良苦用心。而抛出陈传纲又反映了党内矛盾或个人恩怨对运动的影响。第二股力量是希望冲破党委束缚的造反学生,他们不愿根据学校党委的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所谓“党内的牛鬼蛇神”。在6月份,这股力量规模上还很小,但影响却很大。第三股力量就是所谓的“保皇”师生,这不仅包括党委组织起来的“红缨枪”,也包括数量不少的普通师生。他们仍按照文革运动起来前的“正常思维”方式,紧跟党委,站稳革命立场。需要指出的是,大字报的编选者在对1966年6月的大字报进行编选时,漏缺了在当时校园内数量相当大一部分的大字报,就是那些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根据相关资料,到6月中旬结束的时候,复旦校园内被大字报揭发批判的除了历史系的两周和陈传纲外,还有副校长苏步青,副教务长严志强,中文系主任朱东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外文系教授戚书含,物理二系教授卢鹤绂,经济系教授吴斐丹等,但所有这些大字报都未有编入。显然,在编印此大字报选时编选者已充分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将批陈传纲的大字报列在开篇,但也因此将大量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遗漏掉了,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虽说整个6月间复旦的运动还未完全脱离党委领导的轨道,但文革的乱象已经显现。原本应该是学校教学科研主角的教授们成为批斗的对象,被猛追狠打的“穷寇”,而无任何申辩的权利;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党委领导一方面指挥“追穷寇”,抛出陈传纲这样的当权派和周予同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方面又得开始面对学生的质问和批判;而对学生来说,不管是批党委的还是保党委的,写大字报参加运动已成为他们的主课,原先书声琅琅的复旦园已成为文革硝烟弥漫的战场了。
此后,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复旦党委渐渐失去了对运动的掌控,直至最后瘫痪。这套大字报对此都有详尽的记录,其中还包含中央高层对复旦运动的关注和具体指示。例如,1966年10月底,部分学生在反对学校党委的斗争中开始了绝食行动,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让秘书专门打来电话,一方面表示对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一方面又希望复旦的学生不要用绝食的方法,显示了周恩来的一片苦心,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复旦文革运动进展的特别关注。再如,1966年11月底,姚文元通过电话就复旦的运动发表意见,支持罗思鼎小组和朱永嘉,要复旦的左派将矛头对准学校的走资派,结果直接导致12月初的“打杨战役”和复旦党委的全面瘫痪,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与复旦文革运动的直接关联。这套大字报选的最后一篇是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在相辉堂的讲话。张在这篇讲话中反复提到复旦是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学校,是一个顽固的堡垒,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斗争尖锐、复杂,怪事也就多些,反映出张春桥对复旦的基本看法,也预示着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及“清算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中复旦遭受的灾难。
这套大字报选在1967—1968年时分三册刻印,字数合计逾60万,共印了500套。40多年后已不多见,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而其史料价值完全符合我们编选《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追求“深部和细部”的宗旨,因此在征得徐振保先生同意后,纳入《汇编》第一批刊印。
本次刊印,除个别涉及个人隐私的大字报予以删减外,均按原样印出,以为复旦大学的文革史研究乃至更广范围的文革史研究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
2013年12月25日



【怀人】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怀念赵昭彦

津 平

赵昭彦,四川内江人,1962届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65年秋,为支援唐山,调唐山四中。那时我也刚被分配到唐山五中,虽然不在一校,但两校对门,都在路南区大业里,因此和他有了接触。文革前的一年,我在五中教平面几何,他在四中教初等代数。俩人都是单身,周末又都常去供电局铁塔下面的小饭馆吃饭,于是就熟悉起来。我们谈话的话题基本上不离数学,最常谈的是几何中的平行公理为什么不能证明的问题。我们两个都读过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和兰道的《分析基础》,我坚持,如果承认兰道对实数域的构造是合理的,又承认欧氏空间是实数域上的3维正交空间,那么适当定义点、线、面,欧几里得的五个公理都是能够证明的;而他则强调,平行公理能不能从另外四条公理推出才是问题的实质。内行人知道,我们是各谈各的话,根本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而且内心里我也知道他是对的。但这样谈来谈去,我们变得越来越熟悉了。可是,说也奇怪,我们从来没有互相问过彼此的过去,他不知道我在北大挨批判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南开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故意回避谈过去,就是觉得好不容易碰上了数学方面的知音,顾不上谈过去那些伤心的事了。
一年过去了,文革开始了,我们接触也就少了。我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竟主动引火烧身,把在北大挨批的内容抄成大字报,让大家批判,帮助我改造思想。五中书记按反右的路子,给我布置了大字报专栏,让大家批判,准备抓个“大右派”。如果没有后来的“反对资反路线”,我的“右派”是跑不掉了。既然自己把自己搞得如此被动,也无暇顾及身外事了。
“反对资反路线”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毛主席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他们造各级党委的反。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联,刘少奇、邓小平以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的所有党政领导均被揪出来示众。群众成立了各种“革命组织”,它们互相攻击,以致武斗,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乱了一年多,又提倡“大联合”,由上到下组织了“革命委员会”,成为新的权力机构。在这段时间里,我作为“准牛鬼蛇神”,也不敢和其他人,包括赵昭彦有什么联系。这样一直到了1968年初,唐山四中和五中都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无政府主义状态基本结束,但换了领导,原有的党支部或党委换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老师们又要上班了,所谓“上班”就是开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8年夏天,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先是把有“帽子”的老师集中起来,不许回家,在校监督劳改。五中只有两个未摘帽右派,把他们放到“黑帮队”里,然后逐渐扩大黑帮队伍,到了七月底,五中已经有了近十名“黑帮”,包括“地主份子”、“中统特务”、“军统特务”和原来的党、校领导,即“走资派”等。对门四中搞得也大同小异,都建立了“黑帮队”。正在这时,四中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一位老师“企图暗杀毛主席”,暴露后卧轨自杀了。我听到后也没打听细节,觉得这也不值得奇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人在唐山,想暗害毛主席,“痴人说梦”呀。而且当时正值红色恐怖,五中也已经有两三位老师自杀身亡了,我也又开始被迫写检查了。又过了两天,我才得知,要“暗杀毛主席”的老师竟是赵昭彦!这才引起我的震惊,想想和他没见面也快两年了,他究竟干了什么事,竟被诬陷要“暗杀毛主席”?我偷偷打听了几个人,听说是他在南开上学时的事。我更纳闷了,和他也算是个知心朋友,怎么就没听说他在南开有问题呢?如果真有问题,他又怎么可能留校呢?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但又解不开这个谜。心想,大概是在南开上学时说过什么话吧。这个疑问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了八、九年,到了1977年,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赵昭彦是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的。1958年8月13日,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主席视察了南开大学。其时,赵昭彦正在该校上学,他和很多南开的师生夹道欢迎毛主席,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看到毛主席近在咫尺,心想这多不安全呀,于是小声说了句:“这么乱,要是有坏人想刺杀毛主席也太容易了。”其实当时没有人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但在毛主席走后,他们班级开会座谈见到毛主席的感想,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却遭到了同学们的批评,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反右”以后阶级敌人已经从老师、同学们中间清除出去了,现在是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而他说,难保还有未肃清的阶级敌人。同学们又说,你就不应该想到毛主席会被刺杀,这说明你缺乏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这样争了几句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件事却被写进了赵昭彦的档案。在以后的几年里,赵昭彦学习成绩突出,成了著名概率学家王梓坤的高足。1962年毕业时,他被留在母校任教。直到1965年,唐山市教育局的领导跑到高教部要人,声称唐山极缺中学教师,如不来人,我们课都开不了了。于是高教部从全国各地调了100多名大学助教支援唐山,赵昭彦就这样调到了唐山四中。
以上是赵昭彦悲剧的背景。回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不知是四中革委会的哪个干部,为了揪出更多的阶级敌人,他把赵昭彦档案中的这段事情抛了出来,而且在他写的大字报中竟歪曲成赵昭彦在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时“企图刺杀毛主席”。这样一来,不明就里的革命小将(即四中学生)极其愤慨,想立即把赵昭彦揪出来。他们质问赵昭彦,这是不是真的?赵一言不发,面色苍白。还没有等到革委会把他揪到黑帮队,他就卧轨自杀了。因为他明白,这样的大字报,就等于是他的死刑判决书,无论怎么解释,都只能“越描越黑”。
关于他的死,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是赵昭彦的学生刘光生写的《1968:母校唐山四中记忆 ——‘翻开我的老相册’之十》,他说赵昭彦死于1968年7月31日,当时学校组织老师、同学看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电影,“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沿着学校甬路默默走出校门,边走食指上还晃荡着一串钥匙,待我们观完电影回来后,忽然传来赵老师的噩耗——他在影院四周的老火车站旁卧轨自杀了!”欲读刘光生的全文,可点击下列链接:
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06413-1-1.html
另一版本是我的同事(他在文革时是四中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赵昭彦死于1968年8月1日夜。他趁夜深人静之时,从四中的铁栏杆小门上爬出,在唐山天桥附近卧轨自杀。我更相信后者,因为看电影是在白天,老火车站(即天桥)又是唐山的繁华地区,不大可能卧轨自杀而不被人发现。其实也无须弄清他是哪天死的,是白天还是黑夜?总之,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又是中国的一位有前途的数学家,就这样无辜地死了。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贴的那张大字报,他是否有所忏悔?这不就是用笔杀人吗!而且,到今天,还能有多少人记得赵昭彦,记得像赵昭彦那样的数以万计的文革中的冤死之魂呢?我们中国人的忘性太大了,怪不得钱理群教授仍在大声疾呼:“拒绝遗忘”。
刘光生的文章中还说:赵昭彦死后没几天,他父亲和弟弟从老家赶到学校,校方给出的答复是“畏罪自杀”。当赵老师弟弟对此表示不同看法时,校方竟认为是“替罪犯喊冤鸣屈”,当场组织了一场批斗会。刘光生说:“我至今记得他们父子手捧赵老师骨灰盒站在教室中央接受批斗的惨痛场面。”
呜呼,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14年4月12日



【序跋】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萧冬连

文革时期,政坛上的波诡云谲总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许多炙手可热的重要领导人一夜之间乾坤颠倒就成了阶下囚,令世人惊愕!“陶铸案”如此,“杨、余、傅”案如此,“罗瑞卿案”则是首开其端。时至今日,仍然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当年罗瑞卿为什么突然被打倒。许多关键性档案未予公布,研究者只能凭借有限资料拼凑出故事来。
近年对“罗瑞卿案”的研究有所进展,这得益于部分历史档案的披露和一些知情人的回忆和口述,由余汝信编辑的这本《罗瑞卿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在我看来,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这些史料的披露和运用,其中有1965年12月叶群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叶剑英在1966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6月下旬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讲话等。书中引用的其它重要人物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虽然不全仍然很珍贵。余汝信根据有关资料撰写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的发展脉络。
在有关回忆和口述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最值得重视,其中《邱会作回忆录》对罗瑞卿事件的记述最为详尽,其次是《吴法宪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又收录了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专访。这些回忆和口述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参与其事(虽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因为他们都是被抛出体制的人物,摆脱了政治羁绊和顾虑,比较愿意说真话,披露了一些内情,虽然难免带入个人情感。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其实,一些私密的谈话很可能没有记录,党内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更是非浸淫其中者所不能体察的,这就使知情者的口述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无论回忆录还是访谈口述,大都凭借个人记忆,任何记忆的可靠性都是有限的,很难避免因时间久远而发生记忆错误,更不用说因个人好恶而作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口述历史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对共同参与或见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陈述”。因此,采信口述史和回忆录,需要印证其它史料,最好对参与其事的双方的口述进行比照。可惜,有关罗瑞卿案目前还只有倾向林彪一方的回忆,而没有倾向罗瑞卿、贺龙一方的回忆。因此,对一些问题作出定论还很难。
除了口述历史的自然缺陷外,借见证人口述之名编造故事的“罗生门事件”也经常发生。对于林彪女儿林立衡写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必下定论。这份材料是1980年两案审判期间写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作者急于为林彪辩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篇材料有违事实则是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见证人口吻,加上编辑者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颇多改动并在境外出版,这就为厘清历史真相增加了新的混乱。依据已有资料对它进行辨伪是必要的,编者组织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书中多篇文章围绕林文的真伪展开讨论,进而对罗瑞卿案的真相作出各自的解释。
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文革之初,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捆绑在一起,打成所谓“阴谋反党集团”,是服从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部署的。其实他们倒台的因由互不关联。在这四人中,罗瑞卿与毛泽东渊源最深,关系最为亲近。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同属“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建国以后,公安部长“罗长子”被看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59年罗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正是林彪向毛提议的。正因为如此,罗瑞卿突然被拿掉,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彪,不仅外界,党内高层都感到很吃惊。
毛泽东后来说,罗瑞卿、贺龙等人挨整是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是事后的一个说辞。我在1999年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疑问,“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我的推断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 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个人判断,与“官史”扯不上关系。只是当时对林彪与罗瑞卿何以交恶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林罗关系的发展脉络和症结。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及其它资料,我列出自1964年12月至1965年12月林罗关系发展的16件事(见注释)。 林罗矛盾皆由林彪生病请假,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起。林彪对罗瑞卿疏离自己不满,认定罗改换门庭,投靠贺龙。1964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大比武是一个爆发点,吴法宪说,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 邱会作则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只是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实质是林彪发觉“贺、罗联盟”。 据叶群揭发,1965年2月,罗瑞卿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有无这“四条”已无法取证,无论罗瑞卿的本意如何,给林的信号是罗要林让权,这是问题的症结。从上海会议到北京会议,对罗的批判都集中在“向党伸手”的问题上,所谓“向党伸手”就是指要林让权, 可见林罗矛盾已经很深了。吴法宪说,“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林立衡在上述材料中说林彪和罗瑞卿关系如何好,整肃罗瑞卿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事后还为罗哀伤流泪,这完全有违事实。韩钢、樊真、沪林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辩伪。根据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林彪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现在看来,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据邱会作的说法,“林彪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主要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的砝码逐渐倾向贺龙一边。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等人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了另一个阵营。”“两个阵营的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两个阵营的力量并不对等,不仅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更在于林彪与毛泽东的紧密关系。表面上贺龙气势很旺,其实“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感受到军队内部“阵营意识”之强烈,山头主义之根深蒂固。山头主义是历史形成的,无论褒贬它都是一个存在。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分出阵营来。正因为这样,罗瑞卿的作为就显得特别的敏感。罗瑞卿不只得罪了林彪,同时怠慢和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其中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意见最大。邱会作就曾亲身与闻聂、叶二人发泄对罗不满的谈话, 李作鹏也回忆到这种情况。 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也不只是林彪,我们知道的,叶剑英曾不止一次向毛泽东和林彪谈到罗瑞卿的问题,并与林彪商议向军内高层许多人打招呼。造成这种状况,部分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即所谓罗瑞卿“身上有刺”的“霸道”作风。不过不能过分强调,更应看到权力配置失衡引出来的矛盾。罗瑞卿身兼数职,掌控全局,权倾一时,而其他老帅反而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罗却不自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毛泽东是否对罗瑞卿完全失去信任,拿掉罗瑞卿是注定了的,更何况正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稳定。至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这已经是一个惯例,处理高饶问题是这样,处理彭德怀问题也是这样。党内斗争一哄而起,无限上纲,群起而攻之,这种风气也由来已久。
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还有另一种判断: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是罗与刘、邓关系密切,毛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 本书丁凯文和樊真、沪林的文章都持这种看法。丁凯文的文章说:“毛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不能旁落。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它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唯一口实。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樊真、沪林的文章说,“罗的命运不在于林、罗关系好坏,而在罗在毛和刘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的立场和作为。毛要捣毁的是刘邓司令部的桥头堡——‘彭陆罗杨’。罗瑞卿的生死牌握在毛泽东手上。”这种判断引证的主要是《邱会作回忆录》,而邱也是一个观察,并没有拿出可靠事实来。这里的关键是罗瑞卿与刘少奇、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毛泽东究意怎样看待罗与贺、刘、邓的关系,这都还需要更多材料给予证明。
编者嘱我写序,特别说对罗瑞卿案的讨论持一种开放态度,我就写了这篇短文,也算是参加讨论吧!

2013年7月17日 于北京

萧冬连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2000年前在国防大学任教。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香港中大版)、《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



【书讯】

《罗瑞卿案》一书在香港出版

梁幼志

余汝信主编的《罗瑞卿案》一书,2014年2月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问世。此书分两部分,第一辑收入了韩刚、丁凯文、余汝信、樊真、罗林撰写的关于罗瑞卿一案的论文,作者们针对《林豆豆口述》一书谈论的相关情况,或考证,或辨析,或驳斥。
第二辑是资料性的文字,收录了叶群在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呈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的口述、罗点点的回忆以及《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关罗瑞卿的文字。
书前有萧冬连写的序言,书后有编者余汝信写的后记。
此书在香港有售,单价(港币):138元



【纠错擂台】

编者按:鉴于媒体中关于当代国史的错误信息频仍,且谬种流传,长期误导读者,混淆视听。本刊特设此专栏。办法是在上一期将这些错误信息原文刊出,请读者通过信件的方式指谬纠错。我们将从来信中选出正确答案在下一期公布,并根据来信的时间和答案的准确度,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刊刊发的第一个错误信息如下——

谭厚兰被迫害惨死

没有任何证据捣毁孔庙的谭厚兰,在监狱被残酷迫害致死。谭在监狱里,遭到了刘涛创立的保皇派红卫兵头目的集体轮奸和割喉。
刘涛在文革刚爆发时,率领保皇派推倒了上千年的清华二道门古老建筑,打死清华卞副校和上千广大教学员工。刘涛的红卫兵革命干将,烧毁孔庙,迫害和尚,烧毁文物。然而。刘涛所犯下的等等罪行,邓小平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来源【中华论坛】,作者:顺风扬帆远航,发表于:2013-12-15



【读者来信】

1.蒋健、郭予庆、郭世杰为《红刊过眼录》(上)纠错

贵刊第111期刊出的《红刊过眼录》(上),有若干误植:
49页
痒勇——应为“杨勇”
进入19世纪60年代——应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
54页
以上数8篇见第4期——应为:“以上8篇见第4期”
73页
两派观点向左——应为:“两派观点相左”
80页
不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应为:“不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理工大学 蒋健

111期《记忆》胡庄子文第26节,军队造反派“红联总”的《四海翻腾》文中写到“1967年11月海直“红联总”•••••对海军司令员苏振华进行批评”。苏振华其时任海军政委,此后,也从未担任过海军司令员。(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深圳 郭予庆

111期《记忆》胡庄子“写在前面”说毛首次检阅红卫兵应是1966年8月18日, 非19日。

北京,郭世杰


2.印红标的更正

我发现贵刊112期有两处应该修改的,没有改过来,即(1)第76页的“选自”应改为“录自”。(2)第77页删去“逐日”二字。

3. 刘进的更正并纠错

《记忆》编辑部:
贵刊108期师大女附中专辑(五)中,刊有几篇我对刘秀莹老师的访谈。近日,经实验中学(原女附中)老师查核,指出2008年5月11日第四篇访谈(第55页)中的几处错误:
1)原文:八中温寒江住在我隔壁,一墙之隔,他的爱人是女附中的。
说明:温寒江的爱人吴秀,原是女附中的副书记,后调离。文革时,她已不是女附中的老师。
2)原文:许占魁是工人,过去当过警察,也都自杀了。
说明:许占魁不是自杀的,是退休后病故的。
3)原文:安春佑是用皮鞭打后死亡……
说明:安春佑是学校食堂管理员,1964年因贪污被劳教,文革时不在学校,后病故。
另外,刘秀莹老师调离前已任女附中党总支副书记,这点应在第49页受访人简介中给以补充。
在此,我对自己记录的错误深表歉意,希望《记忆》能及时刊发此更正说明。
还有一个问题,贵刊112期第53页说宋淮云是女附中高三一班的,不对。宋淮云原来是高二一班的,1965年转到了中五2班(文科班)。
谢谢!

刘进
2014-5-14

4. 花开花落谈刘进、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未尽之责

《记忆》编辑部:
我是《记忆》的忠实读者。但是从来没有给贵刊写过信。这封信,也不是写给你们的,而是写给女附中的。
我相信刘进、宋彬彬的道歉是真诚的,相信她们所说的“八五事件”的过程是基本属实的。我想知道的是,在她们澄清了事实,得到了清白和理解之后,有什么打算?
对于女附中团队,尤其是对于刘进、宋彬彬来说,我是坚定且顽固的“还不够派”。但是,我不是启之先生在《五种声音,一个背景》中说的那种“还不够派”。我的“还不够”不是指她们道歉的还不够,而是说她们在抢救记忆,拒绝遗忘方面做得还不够。作为女附中的党员学生,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作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她们肩负着比一般亲历者更重的责任,承受着普通过来人所不曾有的期待。
这责任来自于历史,这期待来自于社会。
因此,她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为自己讨还清白上面,不能满足于现状,到此止步。人们有理由要求她们继续往前走,走出“小我”,为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做更多的事。
孟子说得好:“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我并不要求她们都去当专家学者,都去研究文革,都去著书立说。我想强调的是,“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有好多种方法和途径,有许许多多事情急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去做。她们应该为她们一再声明的“抢救记忆,拒绝遗忘”继续发光发热,添砖加瓦。
唯如此,她们才能够化解谴责派的斥责,才能够赢得历史,赢得人心。
请将此信交给刘进、宋彬彬和她的校友们。谢谢!

吉林大学 文学院
2014年5月11日


版 权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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