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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徐海亮: 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5, 2009 5: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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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


徐海亮


1966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湖面静静映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1966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1959-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谁都没有料到,在1966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1966年1月12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1月24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2月25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27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4月10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己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2月6日,毛在王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二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2月12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
陶铸、王任重于3月17到20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
4月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动。4月18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
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的同时,也把自己在1962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签发时间为4月19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
4月19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20、22、24、25日的系列讲话。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吴晗“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在29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4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5月9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5月19日,陶铸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万人动员大会上作报告,传达贯彻《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检讨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5•16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5•16通知》等5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
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运动如何具体安排,目前尚无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5月31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5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6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6月1日,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6月4日,康生、陈伯达看望刚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引起武汉高校的轩然大波。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6月2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取得学生思想的统一,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
最先研究武汉文革的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中记录:6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宝(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模仿人民日报社论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某些教师。他还统计,武汉的中学员工里有40%出身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48%。另据该学校高三学生柳英发回忆:“武汉大学被省委打出了一个三家村。接着我们学校也跟着学样,打出了‘高宏、廖起叔、张庆圭’的三家村,他们都是初中部的老师,跟我们联系不多。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组织了一个‘拓荒者诗社’,算是比较有才气的人,其实诗里面也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主要是老师批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张三家村’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初中部的老师自杀了。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组织批判‘高廖张三家村’的事情,与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关,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形势发展很快,针对运动情况,6月7日陶铸给中南局电话指导运动:总的是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此外有几个要点记录:1、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2、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3、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4、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5、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6、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鉴于情况多变,当晚,陶铸接着又发出电话指示:1、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2、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7日,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文革运动题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8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
同日,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也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1962年的右倾”和1966年的企图“混关”。杨当时还在咸宁县四清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他读到王任重刊于《湖北通讯》增刊上引火烧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认为他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直书王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王的自我检查,认为他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6月9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24小时内派出600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6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6月11日,在杭州参加中央会议的王任重(此时已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记下10日毛泽东对各大区负责人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仅从这个记录看,毛泽东对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尚无明确的标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王在湖北,以及离汉以后的种种指示,依然是按1957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后来他做的自我检查交代,就承认了:“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所以,在6月29日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经验教训(放的不够,反击过早),这一次沉住气,引蛇出洞好打”。
省委工作组刚刚进驻时,武汉的大学生整体上是热忱欢迎的。如回忆:“1966年6月12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7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1966年的6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6月11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书记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160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13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全市有数十万干部、工人、学生到武大声援,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批判、运动,终于划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13人,有9人被斥为“黑帮”。在1222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227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但是,一些学校也出现纷争,由于讨论参加省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人选发生激烈争执,湖北大学部分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内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这次行动被官方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群众称为“6.20”事件),并对湖大师生进行压制,在教师和学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墨水湖中学出现了“6.16”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1957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后改称“要武”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三、运动的铺开

6月运动铺开。13日陶铸电示中南局: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是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而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此批示针对的正是中南地区文革运动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刘的首肯,且作为北京以外运动的一个样板。
进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铸与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进中央对运动统一部署,对于中南地区运动,则比较稳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别关注底层群众的一些异常动向。
18日、20日,陶铸电示中南局:(1)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2)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3)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4)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8)(广州)八中,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可见,陶铸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1957年“反右”的部署来安排文革运动的。
按照省市委部署,6月17日,武汉市委抛出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程云,打为“黑帮”。后武汉报纸将所谓的程、吴的帮派称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武汉文化局有37人被拘留。团市委和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6月22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发出电话指示:
1、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2、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保护。3、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织队伍。4、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5、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一精神,也即当时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则。从后来披露问题看,在武汉各大学出现争论、拉锯的6月下旬,工作组也基本上是按这个精神控制运动的。
6月28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同日,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6月29日,湖北省委召开研究省“文化革命动态”的会议。会议记录许道琦书记发言如下:“今天开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动态》的会。现在全省组织三千人以上的工作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问题见报以后,在本地区开辟了战场,会有很大的震动……这场斗争是场很严重、很关键、复杂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在抓文化革命这个大旗。观察问题要很敏感,很尖锐。杂技团夏菊花的问题就很复杂、尖锐。这两封信是在夺夏菊花的权,也就是夺市杂技团的权。(余杰:四清工作队很混乱。)那个雷鸣是什么人?那个自称最年轻的工作队员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否是反革命?很难说。他实质上是反对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红花》)。第二条就是,这样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们去领导。群众起来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怎么使运动斗争的锋芒对准主要矛盾,将这些要求引导到主要方面去,这是个大事。对反革命、敌人的活动要注意。编动态要把活动的动态抓起来,省委要掌握这个东西,中南也要掌握这个东西。重点学校的情况要直接往上报。前些时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动态不多,一个单位究竟么样活动的,看不出来。……现在群众中错觉很多,怀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联系的事都联系上了。厂矿都在市里,你们(指武汉市委)把工农的声音搞响一些”。
次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出来。半个月后写出文章。同时也指出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张)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为常务副部长。(王)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要调一个机要秘书(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涛奉调进京,中南局对北京文革运动领导班子的贡献,正在加强中。
在6月全月,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实际情况和总趋势看,学生群众是真诚欢迎与拥护工作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来的工作队,帮助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但在对干部的看法和运动的方法上,学生、教师群众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学生激进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观念,引起领导和骨干学生的反感,以至成为当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越南留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给院党委提意见:“既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何不能讲政策一些,为何总在院领导名字上打红叉叉”?

四、“枪打出头鸟”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以信文形式指导运动。该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1.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2. 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3. 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王绍光曾在1988年发表的《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6月28日的报告《建议》和7月3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据王任重说,直到七月十八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
7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斗争里,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主导性的论点为1966年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矛头所在十分明确;但是,情绪逆反的学生论点是:文革是1966年的形势,是“二十三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省委是如何汇报的?
6、7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把文革变成打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1950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7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按王7月3日信的指示精神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10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就在刘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所编辑的大事记:7月5日,省市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400余人(其中中学生159人)。这些做法自然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
据武钢工人杨玉珍口述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武钢的四清工作队长是陈克东,他们因为随便镇压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钢第一技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这是武钢在文革开始第一支起来造反的队伍。当时综合厂的工人庞玉来,因为要向工会借钱,姓蔡的女会计不同意。大概当时大家吵了几句,庞玉来脾气不好,拿了一个砖头把姓蔡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工作队长,就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布置,做出决定枪毙庞玉来,还说是‘要血债血还’。1966年6月19日这一天,天下大雨,庞玉来就是在这一天被他们枪毙了。武钢第一技校的学生全部都冲出来了,大家都不服。结果运动就这样偶然地发动起来了。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钢铁研究所为了辩论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情,发生了冲突,打了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6、7月,省委对于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十分紧张,简直风声鹤唳。7月6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3号的信,就是一例;王本人也在武汉参加这次常委讨论:
张体学:谈的三种情况,是不是符合当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大量的,左派还是没有形成,右派掌握领导权。……
王任重:工作队整一下,要斗争。先把打兰正明的人抓起来,管他是什么人,先当现行犯抓起来。
张体学:广播电台一个姓黄的要开除党籍。
宋侃夫:准备搞控诉,把打人的家伙搞到东西湖去劳动。
王任重:打人要按刑事犯处理,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肯定陈伯华(按:市汉剧院院长)是团结对象,要打击的是几个老右派,还是那几个人在兴风作浪。陈伯华那个人对党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陈伯华这个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作风,没有问题,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当敌人斗争,陈伯华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劝她退党)……
张体学:陈伯华不当院长,工资降下来,是不是党员留下来。
王任重:暂缓一步,当不当党员的问题,有一些人,陈伯华、常香玉、红线女、陈淑芳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
张体学:任重同志写的这封信,我没有意见,个别地方改一下。
显然这仅是一段记录,但大体看出,王任重的信实际成为将文革运动变成镇反和反右的号令了!这就是造成1966年王与武汉拥护毛泽东“革命造反”号召的学生决裂的标志性文献。
7月12日,陶铸电示中南局:1、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2、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3、区别两类矛盾。4、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大学生在内。5、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还上不去。7月15日,陶铸再电示中南局:1、战线太长,同意收缩。2、斗争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随同。毛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毛一语双关,得到全部武汉群众——首先是学生的拥护和认同。他们用数年来在毛泽东榜样激励下的热情和坚毅精神,投入了文革——这一搏击社会风浪的锻炼。游泳活动成为领袖与民众互动的契机,也在武汉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标志,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按“七三信件”精神,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4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300多人,其中仅外语系就达64人,某小班批斗12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反右”长达23天。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已确定性质的29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6.10”(化学系)、“6.11”(外文系)、“6.18”(哲学系)、“6.20”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所谓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仅仅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取消一些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游行的资格,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在运动初期,武汉全市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400多人,骇人听闻,全国也绝无仅有。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恐怖十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对此认识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出现分裂且难以愈合,后来竟然走向极端的派别对立。
当毛泽东在长江畅游的消息被激动的师生带回学校时,天真的学生好希望王任重书记“向毛主席反映运动情况,搭救受委屈的群众”。可是,“反右”继续下去,省委以“毛主席在武汉,他老人家知道运动情况”为由来稳定和凝聚群众的信心,要求群众相信省委,以至保卫省委。
在7、8月的高压气氛下,李达很快就走到人生终点。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请求他的秘书给毛泽东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 李达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8月10日才看到此信。毛当即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陶铸也当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李达的确是死了。弱势的学生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墙上),反过来同情公认的“黑帮分子”李达(一些教师自己已经被指定为李达的“黑帮分子”),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在李达问题上是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造反派的坚定者。据说,在文革以后有人询问王任重当年为何抛出李达,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样大的胆子吗?有人甚至公开透露,王在决定批李前,也曾打探过毛的看法。

五、转折的关头

就在李达向毛呼救前后,毛泽东主席回到久违的北京。毛批评前段运动,愤怒指责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文革运动的根本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
7月21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等等。7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做出四点指示: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但是,对于备受争议的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考虑到毛泽东的尖锐的反对意见,7月27日,陶铸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传回省里,7月28日左右,他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突然紧急煞车!
7月30日,省委常委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
陈扶生汇报:省委在6月10日以前,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组进学校……群众热情高涨下,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6月23日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宣布政策,大会开的还是好的,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也有唱反调的,说调子低了,旗帜不鲜明,……从目前看,大多数单位转入反右批判。……狠抓炮打司令部,“擒贼先擒王”,一种是没有把要害人物搞出来;二种是批判斗争一批学生,共搞了254人,13所学校。
湖北大学的问题,文化革命办公室有责任,提出要反击,学生受了挫伤,领导集团问题揭不开,学生情绪苦闷。有的写血书:“不拿枪的敌人不好打,干脆支援越南去”,有的写错了大字报很害怕,有的却说:“反右派不说话,反左派不说话,整队还是不说话”。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要主动担担子。(体学:学生中反动的,放在运动后期批判,现在搞,斗争了一个,会影响一批。)……(体学:有极少数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的,要分析一下。)
张体学:一、对全省运动的估价:总的讲,运动搞得好,搞得不错,绝大部分单位是搞得好的。对全省运动要一分为二看,是主要的,成绩是主流,发展很健康,搞得很迅速。但对“二”不能忽视,“二”就是问题。今天着重讲问题,不等于否定成绩。产生问题有几个原因:对伟大的革命运动,思想准备不足。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一点仓促应战。派工作组一下铺开了。……这个运动不同于农村。又同又不同,阶级斗争是相同的,作法不同,一下铺开,大规模的运动,没有经验。
斗争方法,领导艺术交代不清楚,不具体。对学生的问题当时也不那么明确,派工作组派多少讲得不清楚,工作队本身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临时上战场。工作队既要领导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确。广大的教员学生热情很高,有强烈要求,工作队跟不上形势,带了不少的框框,总的框框就是怕乱,怕坏人乘机活动,工作队本身民主作风,“三同”没有搞好。
产生以上问题是暂时的,个别的缺点,省委承担责任。……另外,具体政策没有跟上去,学生说怪话,大字报写错了,不整学生,这一条思想不明确,我们省委负责。你们整了学生就检讨,没有整的就不检讨。……
运动中斗了学生,完全斗错了的要赔礼道歉。水利学院上北京去告状的两个人放下来,以后处理,一不要批评,二不要斗争,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将来发展了再当外部问题处理。……有些表现很不好的,有活动的,也不要监视他,叫他暴露,暴露了,群众总会批评他。……我们的工作队现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重、道琦回来开会研究……
显然,湖北省委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王任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几个月的做法,与毛泽东倡导的大相径庭。本来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绩凿凿,在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夸他有总理之才;文革运动大事,毛也亲临东湖一再托咐,当年在武汉、杭州的许多决定运动的要会要事他都参加或参与了。从他的一生看,王对毛泽东也是诚心拥戴的,特别是在1979年后,他几乎被人们看成“凡是派”。但毛泽东苦心提携的中南“王”,在1966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泽东希望的一边,他频频聆听毛主席教诲,却充其量扮演着一个中南“小刘、邓”的角色。这个客观事实,当然无法简单地用后来造反群众指责的“政治品质”、“反革命两面派”来解释,也不能用个人或个别人物的偶然疏忽与谋略来解释。是历史的误会?是意识的局限?是毛泽东的过错,还是陶、王个人的悲剧以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的整体性悲剧?这些只有留待后人来研究了。

(本文所引史料均有出处,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编者)

作者简介:
徐海亮,1967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长期从事水利技术、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自学与研究科技史、共运史、法国大革命史、文革史,就水利与环境、灾害、经济关系,以及文革历史撰写论文与报告数十篇。专著如文化丛书《黄河•自然篇》、《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原载《往事》第21期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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