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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余 言: 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4, 2009 11: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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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余 言

  整理者按:经过反复联系,2005年冬至2006年夏,武汉文革的“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接受了两个武汉文革经历者的拜访。双方坦率地交换了个人文革经历、对历史的看法。由于俞曾患脑血栓中风,身体恢复不久,不便长谈,谈话分多次间断进行;谈话中俞还显示不少后遗症状,会在最关键地方出现语塞,记忆模糊,或有明显的时间、逻辑出入,乃至偏执性的臆想。尽管如此,他对文革重大问题的态度还是明确和坦率的。双方除当面接触数次外,还多次电话联系。现将俞文斌自己口述的重要内容,按交谈问题类别和时间顺序,如实记录于下,以供研究历史参考。已略去一些涉及具体事宜和对某些领导、干部、群众个人的评述、双方的个人遭遇,以及核对一些情况的对话。

  ◇ 出身履历

  我出生在1933年,浙江绍兴农村人。1949年浙江解放,夏天,我从农村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在浙江沿海集结,准备解放沿海岛屿。不久,部队又在组建空军,从浙江的陆军中挑选了一千人转为空军,集中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军校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学的是苏联米格15型喷气战机的机械师,这是苏联淘汰的产品。后来到徐州,抗美援朝爆发,我又转为志愿军,从徐州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从事地勤机械工作。这样,对武汉就熟悉了。战争结束后,我被调到太原,参加了当时组建导弹部队的学习和工作。毛泽东虽做了许多不好的事,但在打仗的问题上是不错的,组建导弹部队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我们这批人转业复员,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必须回到农村去。我不干,在太原基地闹。后来各省到太原挑选人才,因为我对武汉熟悉些,便来到武汉。就直接到武汉市机械局任武装部干事,后来是武装部副部长。文化革命中我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2005年11月29日)

  ◇ 文革运动

  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肯定地说,“百万雄师”里有坏人,造反派里也有坏人。那时我本来想将那些坏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经被包围了,清除不了,只得留着慢慢教育;后来情况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后才知道……武斗、杀人,很乱。我这个人像个杀人者吗?我的像是不是很恶?(2006年3月21日)

  文革开始后,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找我管好枪支弹药,当时罗振山是市机械局武装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的任务是到各公司武装部检查民兵工作,和管好枪支。当时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我当时不想参加什么派别,也不关心那些观点的争论。

  到67年,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并从军区派了人员(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

  那时我住在武柴附近。有一天从机械学院内走出来很大一排队伍,步伐整齐,唰唰唰的,扛着枪支,动作利索,跟正规部队没有两样。我打听后,说是叫着“百万雄师”,威武仪容令人赞叹。没有想到,我就是他们的司令。当时我很自豪。

  后来,有一些被你们造反派打垮了的小组织在黎黄陂路找到我,围着我,说造反派打死了人,打得不能回厂,要我干。刘敬胜也在其列;这样,打打杀杀也就开始了。我总说,你们不要打打杀杀的,他们总说你们造反派在打打杀杀,两派矛盾不断升级。

  “红武兵”这个组织就是民兵组织,是基干民兵;“百万雄师”原来有个联络员叫孙更生的,由于他的作用发挥得不好,才把我推上前台。

  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结果是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那一天毛泽东也参加了渡江。(按:与事实不符,采访者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会慢慢告诉你的。(2006年5月6日)

  我原来是机械局武装部干事,后来是副部长;文革运动中,我原来想不要把民兵搞乱了,所以搞民兵,后来他们把我给拱出来了。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

  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部队对我们是完全支持的。

  “百万雄师”有13个常委,分好几个部。作战部部长刘敬胜,是刘华清的亲侄儿;江汉区一个厂的工人;政委是谢敏华。刘喜欢打打冲冲,闹了好多事情。像武棉(武斗),六渡桥(武斗),6•24(武斗)呀……联络部是张俊生负责。农民组织很庞大,东西湖、各区都管,由孙运东总管,他是洪山区委管农业的干部。宣传部是个女的,陈秀华,720以后表现不太好,我不喜欢她。政参部是蔡俊善,供电系统的。只一个后勤部,想不起来了,刚才你们来时,正打电话落实。(按:系陈德松)我希望把“百万雄师”的全面情况讲清楚,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我反对搞武斗,也一再告诉同志们,但我说归我说,下面不听,做工作都没有办法做。6•17武斗,刘受伤了,我本来不想去看他的,后来想伤了还是该看的。这个人没有文化,我们想他叔叔在军队里是高位了,应该把他教育过来,但他太犟,我批评他,他听不进去,越批评他跳得越高……6•17武斗怎么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打起来以后我才到六渡桥的,两边的人都上了房揭瓦往下扔……,没办法呀,解放军也管不住,怎么起来的,我得再看看……

  “百万雄师”也不是专门搞武斗的,武斗是作战部的搞,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当时有个中间势力,头头是……,他,还有市里、各厂里的头头,都是直接找我。我们组织纪律是很强的,因为是民兵嘛;“红武兵”是我亲自组织的,是我的嫡系。我是司令。

  “7•20”前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回过家,就住在“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3506工厂,那时算最照顾我的,晚上就睡在大板凳上。

  我们那个时候与上面有联系的。你们不知道,那时中央有好些老同志,支持我们,他们不出面,但我知道,心里明白……有时,不知是谁给我来信,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领导写的。陈再道也给我一信,叫我去北京(反映情况)。去时他正在开会(67年4月);我去了,他马上宣布休会,接见了我。那时第一次见面,4月份;当时还写了几个字给我,我去找一下给你们看……(按:将一叠印刷材料、照片、文件找来,但没有找到陈再道写的字。便一份份介绍,看照片)我可以找人洗一下,送给你们。

  后来,有人把我叫到省委,说马上要上报材料。我马上组织人集中写材料,来人急忙带材料回北京。这是个女同志,穿着军装,还带着警卫员。她说随时可以见到毛泽东,马上把材料送给毛。但听说她一下飞机就被中央文革、“四人帮”的人抓起来了,关在青海7年,这大概是67年6月的事。这个人后来还找过我(按:指文革以后),但我没有到她家去,是在外面树林子见的。她是一个领导的儿媳妇,原来在广东工作。我们还可以找到她……

  对于两派,我总是说一定要对造反派的人耐心做工作,把这些同志都团结起来。我倾向于耐心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理解我们,瓦解他们。不是“四人帮”出面,武汉的问题就不会那样,我们可以作到绝对让大家坐下来一起谈。造反派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做过来的。因为造反派当时只剩下8千人了,工人没有组织了,大批群众已经参加到“百万雄师”里来。我们里面有很多是造反派。我与“新派”的有联系,他们好说话些,只有“钢派”学生在闹,总是气呼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气呼呼的……(2006年6月5日)

  ◇ 武汉“七二零事件”

  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7月17日)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

  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当时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采访者问:这么说你们知道毛主席在武汉的情况?你想去找毛?)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军区的李良,和一军的军长……;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按:湖北军区独立师),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在东湖宾馆)许多人爬上桌子,形势失控了,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20”时)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的确,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在审判“四人帮”时,我是作为湖北省的特邀代表参加的,参加了审判的有关工作和审判会。(2005年11月29日)

  “七二零”这个事,王力要负责,谢富治始终不讲话。江青要负最大的责任。(2006年5月6日)

  7月19日,我们在省委开会,“武汉公安”的冲乱了会议,我就回来了。省直联司的头头杨以才本来是叫我过去一下,一起去见毛主席,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像,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间;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来18日已经回京,此传说不知从何而来)杨以才,是他们派他来汉口找的我。他后来当过冶金厅的厅长。

  8201不那样搞,本来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乱套了,会开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来了(按:指回到汉口的总站)。当晚,是在军区饭堂吃的饭,但没有参加深夜在军区食堂开会商量揪斗王力。我并不知道要抓王力,大概是作战部他们搞的。军区支左办有没有参加?……我记不起来了。(问到:省直联司怎么知道毛在东湖的?)也只是杨一人知道。(问到:20号军区斗王力现场,“百万雄师”头头孙德洲怎么说毛主席在武汉,他怎么知道的?)那天是孙德洲,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还在。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参加,知道了已经很乱了。我去武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到第二天就很乱了。

  在19号我没有见到8201部队的蔡政委,但是在军区见到叶明副政委;第二天很乱了,我去军区,叶也一直和我在一起的。那几天他始终陪着我。(后来)他临终时还叫他儿子转告,要我过去……冲乱后,当时军区的甚么……李良?不是,那时他还没资格参加这种会……也不是叶明……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来访者说原来谢、王一行是准备20号接见“百万雄师”的,因为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充分表达)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了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来访者说,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对王力和文革小组就没有抱希望,有标语、有谣言……)

  呃,呃……

  江青这个人是很不好的。审判江青的会我参加了。是湖北省委派去的,省委去了5个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参加。现在怎么说她好,我是决不赞成的。林彪、江青两个人,确实干了好多坏事。江青在审判的时候,还凶得很嘛!要不是他们两个人,武汉不会弄成那大的矛盾。

  (来访者问:后来平反和审判时,你们揭出了他们“操纵、制造‘720事件’”的证据吗?)

  ……

  (按:沉吟了半天,没有答)(2006年6月5日 )

  ◇ 文革运动以后

  王群原来是部队的,他知道不少情况。1983年由王群提议让我担任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最后让冯传武搞,我任副主任……后来陈丕显找我,同王群商量到外经委工作,这是个肥缺,争取的人很多。于是安排我到(武汉外经委)驻香港办任办事处主任。陈、王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一时无法回答;刚好我一个战友任华润集团副总,他说你来,有困难我帮助。就这样我没有带一个钱去了香港……当时国内急需冰箱压缩机,我在战友帮助下,从日本、西欧搞回一大批压缩机,解决了燃眉之急,赚了二、三千万。(2005年11月29日)

  陈丕显到湖北来的第三天,就找到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说,主要是想让我出来稳定两派的情绪。……陈丕显到中央后,准备要我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我说干不了,不是那块料。他说“先干乾再说,以后再安排干别的事”。我还是没有去。

  你们造反派中有一个干部赵修,我始终跟他搞不好。在一次省委开常委会,他站在沙发上指责我,我很气,也站在沙发上骂他: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不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有时真不愿意回忆。能跟你这样轻松的谈话是少有的……(2006年3月21日)

  “七二零”以后,我抓进去关了四年另八个月,1971年下半年出来,一出来就到当阳县官当公社蹲点,任公社一把手。我是个外行,对农业一点也不太懂。好在王群专门去陪我,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他老跟着。那时他在部队,是军代表,可能对我带有监视性质。可我们后来两人关系很好。

  陈丕显来了后,二、三天就找到我,要我担任省总工会主席。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搞起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省委常委的,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

  当时中央批准了七个人(按:指编制,香港办事处),实际上市里只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你们造反派的人,一个叫潘金青,是湖北省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很能干的人,很会做生意;一个叫张德仁,另一个叫陈言,是武汉机械学院的学生,其母亲是省总工会副主席,父亲是内蒙古区委书记,高干家庭。陈言当时三十左右,不诚实。他认识了北京的李志,李骗了我们的二千多万元,这是我们赚的钱,市里的钱没有骗走。李志将钱骗走,把他的老婆孩子家人全部迁往国外去了。

  陈言急得无法,想自杀,闹了一个星期。我怕他真的死了,天天看着他,他是高干子弟,出了事不好说话。一个星期后,他好了,我却病倒了。脑血栓脑梗塞,当时疏忽了,不在意。后来不省人事,陈言把我送到医院。命保住了,但失去了再工作的能力。这样我的大女儿才以到香港照顾我的名义,由女婿(省公安厅的)办理了去港的居留证。我那时跟外经贸部的部长关系不错,要不是病倒了,现在可能会又是一个样了。你那时要是认识我,说不定我们是很好的合作夥伴。(2006年4月4日)

  我那时负责中南一片。姚帮军给我安排了不少副主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设了副主任,我是主任。我来回都在这些地方跑,担子很重。从1977年起就担任省委常委,一个月有一星期在开会。在香港,我开会就少了,主要是赚钱,胆子重责任大。有成绩是副主任的,有责任却是我这个当主任的。姚帮军搞了不少鬼。

  我很喜欢你讲话,真是讲到我心里了……

  正当我准备去台湾的时候,没有想到病倒了,我开办的公司下面还有许多子公司,都由一个很能干的、你们观点的人,代表我参加了许多会议,并干得很出色。我的省委常委(职务)就此结束了。这是1987年的事了。(2006年4月20日)

  1967年7、8月被抓,正直大热天,我上穿一件汗衫,下穿一条短裤,我们同去8、9人都被抓了。我们关在宝丰路一所,全是单关。那时我太太拿着我换洗的的衣服到处找,跑遍武汉三镇所有关押人的地方,就是不告诉关在什么地方,多寒心呀!我太太一个女人,还是你们造反派的,那时女儿还小,多艰难呀。尤其是民众乐园那次,把我打得要死,拖到看守所睡了七天七夜,就象死了一样,昏迷不醒……当时是准备枪毙我们几个人的,多亏了一军一师的那位政委,他保护了我,他几乎每周都到看守所,直接进入牢房和我谈心。后来才了解到他就是市中级法院的院长,是一军一师政委。

  (来访者告诉俞,其他人和自己的一些遭遇)

  你不要老是回忆过去,要怪都怪毛泽东怪江青。我劝你不要想那些事,有些资料不要看,也不要带到我这里来,毛泽东没有干一件好事,建国前就有很多错误,但那时成绩是主要的,建国后毛泽东完全错了。你呀,我看要是做生意一定是个大老板……(2006年5月16日)

  ◇ 中央领导的关心

  前不久,有个朋友想我同他一起到北京找吴官正,是一件经济案子;我感到很为难,吴现在正是高位,而且又是经济案子,我怎么找他说?是非我都不清楚,说什么?李鹏跟我的关系也不错,有些事也不能瞎帮忙。(2006年3月21日)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2006年4月4日)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吴官正,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在葛化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他任科委副主任,我任经委副主任,同住在天津路4号……他常来我家串门,我也常去他家串门。告诉你,吴官正还是你们造反派呢,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曾谈起他造反的事。我说都过去了,还谈干么事,现在关键是把工作搞好就是。我估计他可能只做得这一届。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到北京看看他。(2006年4月20日)

  87年还是88年,陈丕显找,要我去全国总工会,准备接替倪志福。我说等我把香港的事处理好了后,就去北京,请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没想到病倒了。(2006年5月13日)

  我在电视里看就知道江泽民多次找过我,我也找他。×××,他希望帮我安排见江一面。但他忙,我不知他为什么那么忙,后来他离职前,非常着急要见我。一次,我就去了北京,江的一个秘书都和我见面了,秘书说总书记要找你,已经三天了;但不巧,他外出下农村了。我爱人那时有病,就没有等到他回来,我离开北京了。所以始终没有见到他。我们将来一起去找江泽民吧,他现在没有那样忙了,应该可以见到。

  刘华清也亲自出面几次,帮我联系,我知道他找我有三次。这些事想起来也很惭愧。这些老同志来找我……江讲他是“百万雄师”观点的;不止一次讲,我知道他讲过好几次。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记录“百万雄师”的,一定能完成得很好(拍肩膀表示相信),我听你的,我们一起去找江泽民。江、刘都要去找。(2006年6月5日 )

  ◇ 关于自己以及文革研究

  你送来的几本书,我认真地看了,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还提它干什么?我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书里也把我扯上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世后,管他怎么说,怎么界定,那是以后的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我不喜欢搞人。你那时不认识我,可惜了;当时你要认识我,不会有很多事的。都怪毛泽东,不是毛泽东,那来的文化革命呢。都是瞎搞。你们现在还写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只想平安过日子,不想那些事了。这些历史,等我们死了后再说。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历史总是留给后来人去写。(2005年12月7日,电话诉说)

  谈起过去,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不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这样呢?“七二零”以后,我被关在市一看守所,每天拉出去挨斗;尤其在民众乐园那次,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一些年轻人从排水管道爬上去打了我,他们的人也管不了。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那时在监狱支左的一军一师的一个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开导我,安慰我。……我不是像造反派说得很坏的人,我这个人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我跟谁都可以搞好关系。象韩宁夫、赵辛初、陈丕显、吴官正等,关系很好。……我当了10年的省委常委,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里,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人打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看,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的,搞么事呢?这不好,不客观。这个书是张体学的儿子(他的秘书)跟他写的。(谈到陈没有把客观真实留给后人,相反有负面影响)就是嘛,那为么事呢?因为他只有那个境界。

  (听来访者诉说造反派的遭遇)都怪毛泽东,他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什么也没有了。(来访者说两派中都有坏人)两派中都有坏人,连共产党内也有坏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2006年3月21日)

  我看你这个人很好,我们合得来,尽管你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但我跟你认识,觉得你为人诚实,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理解我,你们造反派总把我当坏人。这是我的不幸。要你们造反派都像你这样理解我该多好啊!

  “七二零”后,我带了7、8个人去新华工,张立国却把公安联司的搞来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7、8个人全都是“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这一关就是4年另8个月。……他们在道路旁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气氛相当惊人。反正是新华工的把公安联司的人搞来把我们全部抓了。毛泽东在打仗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我就想不透他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来访者说:主要是反修防修)要反修防修也不能这样搞,我们都是受害者……(2006年4月4日)

  (一起在俞家进餐,席间)我太太就是你们造反派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在家里我们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所以家庭关系一直很好。

  ……另有一个人也是我想看的,就是一军一师的政委,原来是军代表,对我很好,我在看守所时承蒙他关照。后来他主管法院,是法院军代表。后来是一军军长,现在在浙江。

  李良现在很好,他不喜欢你们造反派。军人嘛,他就只那个素质,就素质而言,他比不上我们俩人。有机会我带你到他家去玩玩。他知道不少事情,你可以问问他,但要注意方法。(关于来访者去年12月赠送的《东湖风云录》一书)

  我看了后感到不适宜送人,因对前期讲得过多过细,所以我考虑后没有送人。(按:原来俞意要了几本,分送他身边其他的“百万雄师”朋友读)怎么不把“720”以后情况写写?(来访者问:你能写点东西吗?)我想写,又能写,但我的手也发抖。(来访者说:你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俞文斌,首先必须具备客观公正,否则就不是真实的俞文斌)哎,你可以写好,我可以找章迪杰,再找另一个人来,也是我们中的人来一起写。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

  过去的事情,很多都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错了,他应负责。

  (来访者说: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也要客观公正对待。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不能用文革思维或文革行为方式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或多或少都带有文革情结……)老×呀,有些事,我认为你还是说得有道理的,我们以后再作进一步交流……(2006年4月20日)

  (开始就谈起上次提到的《东湖风云录》一书)我谈谈对书的看法,作者是造反派吗?他怎么掌握了那么多那么细的资料?总的我认为书是写得可以的,所掌握的资料很详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里面也有重复的,如王力的事,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最有发言权。

  这个书给人很多思考。这书没有写完,尤其是关于“百万雄师”方面的事比较少,“七二零”以后的事没有。我们丢失了不少资料和文件,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文件和资料,尤其是军区当时的那些文件,还保存了一些,我都可以拿出来。(2006年5月6日)

  (端午节的电话联系)老×吗?有什么事?(你说你想见《东湖风云录》的作者,他到汉,你能方便见一下吗?)到时候再说,他写《东湖风云录》时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书也出了,我不想再去谈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就把我的这个意见转告他吧。我不想惹麻烦。(你前阵子不是说很想见他吗?)到时候再说吧。(2006年5月31日)

  (来访者说需要沟通,说清楚历史)要是我们不沟通,说不清楚,以后的人就更说不清楚了。书要重新写,详细写。我们俩好好谈谈。这几天我就准备下,我们一起准备……

  (当来访者谈到毛泽东本来意图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要联合;67年7月从武汉到了上海,心里很沉重,还问武汉为什么不能做好两派的工作时,俞当即接)毛为什么“想不通”?他问这个?!这要问他自己!他这边这么说,那边那样说,怎么不搞起来呢?

  (来访者说,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是对的,谈当时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赞成些什么,反对些什么)你那时要看见“百万雄师”,你也会参加“百万雄师”的……
……

  你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的记者,我现在可以给他们谈了,我在电视上就知道他们一直在找我,我那时有病,怕说不清……我是香港的身份……(2006年6月5日)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二期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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