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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荣 根: 武汉事件“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4, 2009 11: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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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事件“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荣 根

  “七•二零”事件──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揪斗、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零”事件。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了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零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文革结束后,除了官方有少数有关“七•二零”事件的报导以外,“百万雄师”的13名常委从未接受过记者的自由采访,他们也从未发表过回忆文章,他们中4人已经去世,所有的人已经年逾古稀,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章迪杰讲,当年除政参部长蔡俊善是高中生外,其他人全部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已经存世的大量“七•二零”事件的记述,研究文章绝大部分来自当年造反派人士的见解。所以“百万雄师”的内幕显得较为神秘。他们当年和今天的真实想法和有关背景资料更是鲜为人知,扑朔迷离。

  在举世震惊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四十周年之际,从2007年3月到6月,笔者有幸能接触到当年“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当年任联络部长的章迪杰先生等“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笔者是首先认识并接触章迪杰先生的。章迪杰先生2004年5月前写了10余万字的书稿《疯狂岁月》,较详细地记录了从文革中“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中央表态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被监禁、关押,到1972年3月被释放,以及释放后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前他们同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的斗争。以及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为他们公开平反的过程,都有较为详细的交代。章迪杰先生希望我能帮助他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我自觉未亲身经历此段历史,况且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记录和论述已是汗牛充栋,再重复写别人写过的这段经历,如果没有新的素材和观点,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本人的能力也很难胜任这一工作,不如就本人所大量阅读的关于“七•二零”事件有关论述(本人今年上半年以来阅读的有关“七•二零”事件的各种资料、传记、专著达100万字以上),以第三者的眼光,提出若干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写出采访记。章迪杰先生觉得这种方式可行。双方谈过几次。章先生有些事情不在现场,不是当事人,经我提出要求,章先生又约请俞文斌先生等人一起谈了4次。俞先生1987年患中风、脑梗塞,现在尚能讲话和行走,但记忆力有所减退。所以,每次会见,章先生均在场作陪,其中第3次俞先生还约来了沈邦安(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王少荣(“百万雄师”骨干,武汉列电基地保卫干事)等参加访谈会见。俞先生对抢救文革史料很关心,后几次会见均是他主动打电话约见我的。在回答了我两次的提问后,俞先生拿出署名李明的《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零”事件》(载《中华传奇》2005年11期)的文章,约13万字,让我复印,两天后,俞先生又打电话来问我读完了这篇文章没有,并主动约我第三次见面。在第三次见面时,俞文斌先生说,李明写的那篇文章很真实,你要写“七•二零”事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当即随便翻开其中一页,在六、七百字的文字中,我指出本文连续出现4个史实的错误:如武汉大学“三家村”问题,明明是王任重操纵湖北省委抛出“三家村”,根本不是“武汉街头出现揭发武汉大学‘三家村’的大字报”;工总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李文却写成“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李文却说“当年8月下旬,朱鸿霞操纵一批人马,冲进省委大院”;王任重是被武汉大学“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揪回武汉的,李文却说是朱鸿霞将其“揪回湖北”。俞先生说,前面的事与我们“百万雄师”无关,我认为后面写的“百万雄师”部分是完全真实的,希望你在他的文章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然后设法出版。沈邦安先生说,别人写的文章有版权问题,不能这样做。俞先生又说,能不能我写一段按语,放在前面,然后在香港印成书出版,我说在香港印是可以的,但是要全部由自己承担费用,没有任何一家出版商会将这篇在杂志和网络上已经刊登过的文章编辑出版。俞先生中午在汉口江边的亢龙太子酒店订的包房里宴请我们。吃饭时,他问我能否找到李明这个人,我说只要找到杂志编辑部,即可联系到作者。俞先生委托我一定要找到李明其人。第二天,俞先生去深圳,在深圳,俞先生专程打长途电话问我是否找到了李明,我回答说上网查询了一下,那篇文章落款《中华传奇》2005年第11期是假的。《中华传奇》根本没有登载过这篇文章。俞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打电话问了李文中提到的鲍邦林先生,李明署的是化名。

  以下是访问俞、章等人的记录。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个人文革前的经历

俞文斌:我1933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我原是木工,1951年元月当兵,1954年,军队要成立导弹基地,于是在全军抽调了1000人到河南信阳学习,开学时,中央军委还派了两位将军来讲话。半年后,导弹基地不办了,学员解散时,将我分配到武汉市机械工业局任武装部干事,文革前已经是武装部的副部长了。

章迪杰:我是1936年出生的,文革前为武汉市□口区房地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

问:职工联合会为什么解散了?

章迪杰:文化大革命是揪斗党内走资派,而我们这一派的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工农积极分子。老干部是培养我们劳模、党团员的人,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他们呢?

“职工联合会”是“百万雄师”的前身,1966年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市长刘惠农授旗,办公地点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市总工会里,一号头头叫崔景德,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的电工,曾任“四清”工作队队员。市里还拨了棉被、自行车、办公桌等物资。市委秘书长黎智说,工人总部每月要的经费是三千元,你们只要一千元,不够用,就批准了每月两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当时会员总数达到四、五十万人。

因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负责人李一清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所以,“职工联合会”发动全市的基层组织1967年元月2日至4日到湖北省委去造反揪李一清。因送饭车在路上受阻,群众在省委坚持了3天,“职工联合会”的头头却没有出面。由于头头们组织无能,指挥无力,“职工联合会”自行一哄而散。

“职工联合会”解散以后,几个大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叫“专批刘邓联络站”,联络地点设在新华路体育场东司令台,可以相互照应。

俞文斌: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武兵”,就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的意思。我们的组织发展很快,没有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而且我们手上都有枪。武钢、一冶、长航、铁路、中央在汉的大单位都参加了。我们组建“红武兵”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民兵组织,所以省军区及市人武部、全市各级武装部的干部都支持我。当时最积极的是一轻局的武装部长,他是老红军,他一讲话,大家都支持我。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职工联合会”垮台后,许多原会员没地方去,要求参加“红武兵”。当时,我们组织的总部先设在景明大楼,后来,江岸区委党校将办公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造反派当时主要攻击我们“红武兵”,他们称我们是“黑乌龟”。我们不怕,我们手上有武器。任何组织想搞垮“红武兵”是不可能的。

“专批刘邓联络站”有六七个组织,是个松散性的组织,办公地点设在江汉区委党校。当时刘敬胜找我,想让我参加他们的“专批刘邓联络站”,我认为我是武装部的干部,我还不想与他们一起干,我当时派了一个叫申耿生的,也是一名武装干部,代表我们组织去参加,没几天他跑回来了,他说别的组织都是主要头头参加,我们主要头头不参加不行。刘敬胜别的本事没有,但他有骂人的本事,他骂骂咧咧地要我参加。我被逼得没办法,我只得同意成立大联合指挥部。因为观点相同,他们都相信我,让我当指挥长。

问: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百万雄师”?成立“红武兵”和“百万雄师”时,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发了文件没有?

俞文斌“百万雄师”是“红武兵”发起的。我说小组织挨打,我们要联合起来。因为“红武兵”组织最大,我自然成为“一号头头”。我选的常委是同我关系好的,态度要积极的。

章迪杰:按组织大小,杨道安是工人,他是“二号头头”。孙运东代表贫下中农,他是“三号头头”。俞文斌代表民兵,一二三号头头代表工、农、兵的意思。后面的常委没有排序。当时党政机关已经瘫痪,所以没发文件。

俞文斌:我说“专批刘邓”这个组织名字代表性不广泛,实际上我是不同意批刘、邓的。当时发起全市统一组织的几个主力是“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城公社”(居民委员会的组织)“造反大军”、“贫下中农”,以及“硬骨头战士”等,以“红武兵”为主。参加“百万雄师”的组织有40至50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鼎盛时发展到129万人。我同意叫“百万雄师”这个名字。我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当时还编成了歌曲。

问:你们指的“牛鬼蛇神”是些什么人?

俞文斌:我们当时指的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问:当时,各级领导是怎样支持你们的,部队给您派的两名警卫叫什么名字?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时,我把中央所有在汉大单位及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都找来开了个会,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是我们的高参。“百万雄师”的成立大会1967年5月16日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在江汉区委党校(江汉公园旁边)办公,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百万雄师”。中央6•26电报后,6月26日下午搬到3506工厂。3506工厂的党委书记张启贵是个老红军,他们欢迎我们去。他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我们总站设在厂办,联络部设在五一俱乐部,我们吃住都在厂里。

市人武部派了127部队两名军人跟着我,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干事;另一个人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他们的来历只有我知道,我们“百万雄师”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告诉其他人。别人问我时,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章迪杰:这两个人是专门保护俞文斌的。总站其他负责人的保卫由雄师支队负责。这两个人直到“百万雄师”垮台时才离开。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后,原来松散的组织变成了有严密机构的全市性的统一组织,全市统一行动。当时是想夺全市的权。权本来就在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权派手里,但是害怕被造反派夺走了,万一夺走了,全市和各区、局的领导干部,都会被他们整死。

当时,在物资供应方面,我们得到市一商局、二商业局的大力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有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有日本人的马刀。

问:1967年5月“百万雄师”成立不久,是否在东湖宾馆开过会,决定从汉阳开始,一个一个地扫平?网上有“公安联司”审讯的记录。

俞文斌:当时社会上秩序已经非常混乱,我们到东湖宾馆开会,在长天楼吃的饭。总站和各分站负责人都去了,有好几十人。当时,我们内部有矛盾,与造反派也有矛盾。会议的精神是研究形势和任务。总站没有“扫平”的思想,我要求大家加强团结,然后把造反派瓦解掉。少数人瓦解不掉,就孤立了。绝大部分总站、分站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个思想。我们常委会开会从来没有研究武斗。好斗的是刘敬胜,他只会搞武斗,6•12打汽配(汉阳汽车配件厂),他自己跑去,搞得一身的硫酸回来,自己吃了亏。

章迪杰:这是我们总站成立后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总站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在那里整整呆了一个晚上。会议是研究形势、任务、对策,当时“百万雄师”在汉阳占绝对优势,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武昌大专院校多,被造反派称为“解放区”,汉口犬牙交错,既有你,又有我,被称为“游击区”。没有研究“扫平”的计划。

问:请介绍一下1967年5月至7月武汉几次大型武斗的情况和双方伤亡人数,从6月起,“百万雄师”是招架挨打还是主动进攻?

章迪杰:武汉武斗的情况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元月,“职工联合会”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上街游行,就被造反派冲击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是绝对被动挨打阶段。第二阶段是1967年4月底,“百万雄师”还是被动挨打的。如4月29日武汉棉织厂事件,造反派造谣说武棉的保守派打死了3个人,用麻袋装着丢到汉江去了,双方辩论时,保守派又挨了打,造反派还要保守派消毒请罪。第三阶段是从5月初起,造反派先使用藤条帽和木棒,我们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时我们就提出要还击了,我们也配备了藤条帽、木棒,双方都武装起来了。5月份,造反派搞起全市的绝食斗争,断绝交通,要为工总翻案,我们有些小厂的人不能回厂,我们就把不能回厂的人搞到一个地方住起来,形成了武斗据点。

6月初,武汉军区邀请我们“百万雄师”总站常委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德洲、章迪杰等人,到军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副司令员杨秀山、姚(吉吉)、孔庆德以及夏奎、信俊杰等部长,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动员部副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首长。会议的议题是要我们“百万雄师”起带头作用,作表率,选择有条件的单位或系统,能回去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应该说,6月以后,“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是占绝对上风的。

会议开到中午12点,叶明说,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我们穿过马路,到达8201师部,步入食堂时,当时正在食堂就餐的师部军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时武汉这种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6•17武斗是一个误会。当时叶明等军区首长要我们带头制止武斗,撤出据点。6月17日,我们将江汉区委党校的财贸系统的200多人撤回到六渡桥德华酒楼的财贸大楼,回去“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去了一车人,财贸大楼的人发出信息,被造反派包围。结果遭到“百万雄师”派出的人的反包围。

俞文斌:现场有刘敬胜、谢敏华等人员,当时是由作战部负责。事后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没看到武斗,只看到满街满地的砖头瓦片。

王少荣:江汉分站的沈浩然说“6•17”死了23人,当时是他指挥的。还有几个人,罗明发、余俊才(省体委的)直接参与指挥武斗比较多。

章迪杰:“6•24”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是因为政参部长蔡俊善,二七区一号头头张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他们三人到铁四院,回来时被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我们总站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交涉放人未果,后来才采取的武力。6•24围水运是营救蔡俊善等人。总站的指挥是刘敬胜,封锁水面防止造反派将蔡从江面转移的是江汉分站的沈浩然。当时没有攻打“工造总司”的计划。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打“工造总司”。我第二天去看过现场,楼下并排有6具尸首(造反派当时有确切统计死了28个人,笔者注),楼上气窗旁的平台有将近一尺厚的碧血,后来我才理解什么叫“碧血丹心”。6•24打水运,是作战部安排的。为什么6•24同时又打了“工造总司”,汉轧(汉阳轧钢厂)等三处地方,我不理解。我对“工造”的印象不是蛮坏。可能是刘敬胜带人去打的。刘敬胜经常吹牛,说武汉部队的人说他的指挥能力可以当个司令。刘敬胜没有组织观念,他到哪里并没有通过常委会。揪王力总站没有派他去,不知他怎么钻进去的,他是自由行动者。

俞文斌:刘敬胜的亲叔叔是刘华清,但刘华清对他印象非常坏,因为刘敬胜爱骂人,没有文化,他对武斗有兴趣,谈起来滔滔不绝,都是他搞的,我对武斗没兴趣。

王少荣:刘敬胜喜欢武斗,只要哪里打起来,他就在胸前别个“指挥”的条子。作战部是“百万雄师”里最大的一个部,三个常委谢敏华、孙德洲、刘敬胜都是作战部的人。6•23营救蔡俊善,接着在汉口打“工造”,在汉阳打汉轧,罗明发知道。他说通过营救蔡俊善,显示了“百万雄师”的力量,当时兴奋劲就起来了,接着就去搞吴焱金(“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

章迪杰:刘敬胜有两个亲哥哥在台湾,如果他不隐瞒此事,按照“百万雄师”特别注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的惯例,他连参加“百万雄师”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当常委了。

问:8201部队是否分派了各团的干部到各区,参与“百万雄师”的训练、指挥?

俞文斌:8201是城防部队,是一个加强师,有7个团。造反派和部队是对立的。我们去8201师部,食堂做了很丰盛的菜,首长把部队集合起来欢迎我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各团部自己和“百万雄师”的基层联系。

问:1967年7月15日,当时明知中央代表团来汉,为什么要去袭击游行队伍?当时电车公司的武斗是谁组织指挥的?

章迪杰:7月15日我们“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造反派组织全市游行。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电车公司本身就是据点,集结了一些人在那里,以20多岁的青年人为主,有霸王鞭、铁臂摇等组织,有几个青年被激怒了,于是打起来,所以“7。15”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我当时在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3506工厂出动了两车霸王鞭的小伙子支援电车公司。据“百万雄师”□口分站的童飞讲,这次武斗死了3个人,是他处理的尸体,埋在东西湖。造反派这次丢了土炸弹,据说是他们把自己炸伤了。我亲眼看见了送到联络部来的新华工制作的未爆炸的土炸弹。

问:7月16日白天,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这些标语是谁草拟的?“七•二零”事件前,武汉街头出现“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要爱护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的最新最高指示。还有一些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这些是谁创作出来的?当时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什么?

章迪杰:“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

问: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是绝密的,仅仅是军区主要领导和负责安全的刘丰知道。当时是谁告诉您毛泽东在武汉的?

俞文斌: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的是省直联司的一号头头杨以才(文革前为省监察厅办事员,文革后为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7月17日晚杨以才把我拉着就走,开车接我到东湖,他神秘地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你要去见见。还说毛主席也要见见你。杨以才还叫我找周总理谈谈。19日,我到了东湖、武汉军区一号楼,未见成毛、周是因为省直联司(省直机关干部)和8201部队的人冲击武汉军区,而且这些军人都带着枪支。杨以才对我说:看来今天这事办不成了,你先回去,“百万雄师”中知道毛在武汉的就我一个人。杨以才后来又告诉我,中央要我们两派各派100人到北京去谈。

章迪杰:我40年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听你们说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在武汉。

问:当时专揪王力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杨以才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武汉,为什么还要去揪王力?

俞文斌:杨以才找王力是想了解他的面貌。

问:7月18日,周总理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陈、钟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在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你们怎样看待周恩来当年的表现?

章迪杰:我们当时只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知道周总理和毛主席来了。当时武汉军区尽管亲我们这一派,但对我们是敬而远之,除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撤出据点要我们带头以外,其他不会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当年对周恩来绝对相信,也没有反感。

问:当年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力?“四点指示”是周总理讲的,王力从未讲过“四点指示”,为什么说是王力讲的?是否知道王力背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是否想压迫中央改变态度?还是你们认为谢富治、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公开支持了造反派?是谁把“四点指示”传达给百万雄师的?

章迪杰:毛泽东当年的意思是先把两方的工作做好了再表态,所以请周总理打前站,王力、谢富治18日送走周总理后就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的据点表态:“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受歧视、受打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王、谢一表态,必然引起群众过激的口号。因为中央文革是全力支持造反派的,我们当年最恨中央文革的人,所以把矛头指向王力。

为什么8201的战士要殴打王力?听说8201的战士向王力诉苦,说我们挨了很多打,王力说:“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你们最大的爱护。”那些战士说,我们今天就来爱护你一下,所以把王力的眼睛打肿了。

王少荣:原来中央安排两派各派100人去北京解决问题,如果去北京谈,不会出现激化对立的局面。造反派播放王力、谢富治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录音,利用他们的身分、态度,激化了矛盾。

章迪杰:“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

王少荣: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沈邦安:我认为当时中央的表态(指“四点指示”)是错误的。

章迪杰:他们把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17年的依靠力量说成是“保守派”、反革命,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弹。

问:当年揪王力,说是百万雄师、武汉公安、8201部队的人干的,当时主要是谁干的?据说当时百万雄师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铁路局,主要是哪几位同志?是否有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的计划和行动?“七•二零”时,百万雄师、公检法和8201多人冲击东湖宾馆,你们当时是怎么统一行动的?由谁指挥的?当时,您们是否知道毛泽东就住在那里?

章迪杰: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 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

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问:冲击东湖宾馆和武汉军区,谁在现场?

章迪杰:冲击东湖宾馆,“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东湖管理处)头头雷荣华知道经过情况,我不在现场。

问:当时营救王力,保护毛泽东的是否是孔庆德和后来连升三级的武空副司令刘丰、8199政委张昭剑?“七•二零”事件后,他们成为英雄和功臣,但是有人说他们原来也是支持百万雄师的,8199部队也参加了揪王力的行动。“七•二零”事件最大的受益人有3人:刘丰、张昭剑、孔庆德,您今天怎么看他们?

章迪杰:我们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张昭剑是在孔庆德出面后接的手。他恐吓王力,说“百万雄师”和8201的人正在到处抓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脚崴了,说是“百万雄师”打骨折的。张昭剑先把王力控制在8199部队二连,然后刘丰从张昭剑处接过王力,把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刘丰为什么要救王力,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在武汉部队的范围内,部队没有反对“百万雄师”的,空军虽不是支左部队,但他们也是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时部队是一边倒,不管是陆军还是空军。刘丰、张昭剑两人当时有投机心理,乘机立了功。

问:陈再道90年代对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说:武汉军区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孔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挥长,对武汉的运动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但“七•二零”以后,孔反戈一击,将自己做的事都推到陈身上,是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而且孔庆德是最大的受益者,“七•二零”以后,军区常委仅孔一人不受曾思玉排斥,还当上了省委书记。

俞文斌:我不喜欢孔庆德这个人,一向对孔庆德没有好感。刘敬胜喜欢跑到孔庆德家里去,回来又向我们吹牛。

问:《东湖风云录》说: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汤忠云指挥了六渡桥6•17、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事件,还把工造总司的二号头头、人民仓库的代鹏从家里捉到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章迪杰:汤忠云不是作战部长,他是雄师支队(相当于警卫团)的负责人。代鹏是江岸分站派人去捉的,因怕他叫喊,将毛巾塞在嘴里窒息死亡的。代鹏的尸体是汤忠云处理的。

问:请讲讲从7•20到7•23四天上街游行的情况,游行的目的是否想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运动的表态(毛是这样认为的)?

章迪杰:“七•二零”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当时打算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斗王力,因王力被张昭剑等转移,于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武汉三镇凡是能通车辆的街道都是塞满了汽车,所有单位,凡是能上街的汽车都上了街。黄石、荆沙等地的消防车也拉着警报,风驰电掣地赶往武汉,既有军车,也有消防车。仅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就派出100多辆20吨的红头、蓝头的载重汽车参加示威游行。军车架起机枪,“百万雄师”的车辆上都举着长矛,“七•二零”那一天,驻扎在宝丰路的8201一个团,有20余人来到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他们脱掉军装,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参加了游行队伍。还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要求参加“百万雄师”。后来指战员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我们就只好将印有“百万雄师”字样的袖章布整匹整匹地发给他们。8201部队当天印发了《特急呼吁》传单,传单上印的“最高指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传单里说:“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装游行共搞了4天,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

7•20我们已经游行,武汉军区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我们派100人去北京谈判。我回答说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就地解决问题。

打倒王力的大游行持续到7月23日。这几天的示威大游行,是“百万雄师”和驻地部队、百万人民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林彪、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殊死大搏斗,是举世无双的革命壮举。

问:“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要去攻打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直到7月24日晚上,还派一万多人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晚上出动18车人,次日出动38辆卡车,3辆卡车、一辆消防车?直到周总理来电话才停止?

章迪杰:总站不知道这些事情,估计是下面单位自发地搞的,当时他们认为总是不行了。

问:请讲讲7•23中央表态后你们13位常委的经历:你们怎样被捕、被关押了多少年、什么时候释放?从释放到正式平反,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退休前在各单位担任的职务?为什么13位常委中只有6位被关押,平反时报上点名只有10位?

俞文斌: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了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我写了13个常委的名单装在口袋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7•23中央一表态,就按照名单抓人。

王少荣:7月26日下午,总站将所有工作人员及物资装了六辆大客车,由一辆吉普车带路,直奔东西湖额头湾,准备将总站转移到东西湖。因未联系上,又转往古田三路公安学校和姑嫂树的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3506工厂观察了解情况,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等待头头的消息。

章迪杰: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五人。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我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我们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我们住宿在洪山宾馆。次日,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声明,我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诉我们的去向。然后我们三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前红司新华工的一号头头)等人起调停的作用。我们一向认为新华工与其他造反派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我们将声明印发出去。我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三楼,我们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7月31日凌晨两点,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我们的住地,向我们宣布:“你们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我们三人(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押送到汉口老法院(当年市公安局十三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6日晚,我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其他几名“百万雄师”负责人也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4年零8个月

(俞文斌先生对他们投奔新华工,新华工将他们转交公安联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在采访时多次提起,但他们都记不清当年接待他们的新华工头头是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事件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副书记)还是郭保安──笔者注)。

王少荣:7月26日晚俞文斌等5名头头开车走后,留在东风中学的我们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把上百斤一捆的袖章都堆在教室里,把自卫的武器全部丢进了一个大水塘里。当夜,总站未转移的人员转移到姑嫂树一个大湖中央的养鸡场,由生产队长为我们送饭送水,我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闻的鸡粪。三天后,二套班子的领导李清绍与陈秀华判断总站那几位头头可能被抓了,不然不会没有消息的。于是我们决定去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同志。蔡俊善是在常委中是受排挤的,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当时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我们认为他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应付目前的局势。7月29日下午,我们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在柏泉农场安营扎寨,我们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名同志会合。李清绍同志带来了“百万雄师”总站的公章,我带来了八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又带领我们极少数同志转移到沔阳县(现已改名仙桃市)长(土尚)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将“百万雄师”的汤忠云等一大批骨干接来,举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心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我们组织中的“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笔者注)──朱长春及陈某某,带领公安联司开着大卡车,来到长(土尚)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据点一锅端了。

章迪杰:为什么市委公开平反时只有10人?因为没有坐牢的人没有公开平反。“百万雄师”的常委实际上只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7人坐牢,纪登清1970年3月死于狱中,汤忠云是在1967年8月20日被公安联司追捕时枪杀。另外两名公开平反的是“武汉公安”的头头,当时是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蔡俊善在牢里只关了一个月,后来他被要回本单位监护审查,他是由市公安局发的平反文件。未坐牢的当时有可能“反戈一击”了,所以“百万雄师”的群众后来只信任我们坐牢的6个人。

在监狱被关押期间,被批斗、遭毒打,无一人幸免。到1968年秋冬季,公安联司和造反派群众对我们的审讯、批斗、毒打基本结束。

俞文斌:我坐牢时,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一军一师的政委对我很关照,经常开导我,安慰我。他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他离休后,我还去浙江看望过他。

章迪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以后,监狱军代表何元吉等人对我们的态度由阴转晴,脸上露出了多年难见的笑容。1971年底,我们被允许从各自的监号中搬到一起,八个人(“百万雄师”常委中坐牢的6个人加上公检法坐牢的坏头头2人)头对头、脚抵脚地搭铺睡觉,比在原监号里自由多了。

1972年春节后,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把我们送到武昌南湖的市公安局疗养所,这里不设岗哨,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要我们边学习边劳动。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放我们回家,不说清楚,做个结论,我们是不走的。

1972年3月21日,军管会派几辆小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一个一个地送回家。便算是结束了4年零8个月的监禁。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接到军管会的通知,到汉口古田三路武汉公安学校报到,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主任主持,学习了一个星期后结束。

我们要求有个结论,拒绝回去上班。军管会又在汉口解放大道的红旗饭店继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没有多久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我们8个人坚决不去,僵持了半年,一直呆在家里。

1973年,中共武汉市委发出文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笔者注)打伤致残而不能坚持原来工作岗位的,应予以适当的照顾。经过各级领导多次做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才回各自的单位上班。

问: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的4次赴京上访。

俞文斌: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3月份,原“百万雄师”组织更名为“工农兵”,还有召集人并上街贴大字报。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15军副军长张绪组织安排我们“工农兵”的大小头头一百多人在汉口赵家条市财贸学校学习。省、市领导赵辛初、姜一、潘振武、王克文在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接见了我们。接见从晚上八时一直到凌晨三时。省、市领导本来想搞两派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因为意见分歧太大,没有搞成。

章迪杰:批林批孔中,原造反派“三钢”、“三新”更名为“革命群众”,在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的口号下,敦促省、市委领导转弯子。省、市委领导屈从压力,提出了否定“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的六条草案、说“两清”的大方向错光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当时以“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的在押人员统统放了出来。昔日的阶下囚,今朝却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威逼省、市委对这些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湖北武汉还出现了“党委造反”这一现象。

1974年3月到1975年1月,俞文斌、章迪杰等组织了4次赴京汇报团,向设在北京陶然亭2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接待站反映湖北武汉省市委领导“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市委书记王克文)不敢坚持原则,否定“两清”的大方向的问题。我们认为,“两清”运动确实搞了扩大化,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风吹”。动员各级党委、革委会上街造反、亮相、游行、表态,是纠缠历史旧帐。提出“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粉碎右倾复辟势力”等口号,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省、市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不仅对“两清”搞“一风吹”,而且大搞“放、平、补、提、纳”活动,对造反派头头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

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把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在以后的几次上访中,都是呈阶段性的。只要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带着材料及时上京汇报。我们及时地上访,不仅变“七•二零”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问:九大、特别是十大以后,“百万雄师”有过几次考虑需要与造反派沟通,实现联合?

俞文斌:“七•二零”以前,我找过吴焱金一次,准备联合。我们自己里面有些人打打冲冲,像刘敬胜。我是希望通过做工作,把造反派瓦解。但吴焱金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七•二零”以后再没有和造反派谈过联合。

章迪杰:1974年办学习班以后上层就谈不拢了。各个基层单位有造反派主动找保守派共同批林批孔,对付当权派。但是他们的革委会我们根本不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称他们的革委会为派委会。

问:请您谈谈被您称为“牵牛政策”的挂职锻炼。

章迪杰: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到后期,中央一再强调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省、市委领导为了巩固发展这一相对安定的局势,便将两派主要头头份别下放农村挂职锻炼,被称为“牵牛政策”。意思是,两头牛在一起就会要打架。现在把牛牵开,架就打不成了(而造反派头头的说法是,省委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市会闹事,放下来搞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赶走。──笔者注)。

1975年3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把俞文斌找去谈话,说根据省委意见,要他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公社党委书记。当时王群在宜昌地区任地委书记,赵辛初向王群交待,要他帮助和照顾俞文斌,完成挂职锻炼任务。

杨道安因不是党员,安排到京山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当时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夏邦银(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朱鸿霞(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分别被安排到通城、大悟、罗田、麻城县挂职锻炼。笔者注)。

当时叫我们其他几个头头都下去,我们没去。

俞文斌:我到当阳县后,王群也在那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可能对我带有监视的性质,后来我们关系非常好。

问:请谈谈“七•二零”事件平反的情况。

章迪杰:1978年9月,经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1978年11月26日,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 “七•二零”事件平反、昭雪。但是当时为了稳定局势,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不要登报和广播”的要求。中共武汉市委发文,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十位同志平反、昭雪。1978年的平反,是从政治上承认你。挨过打的,每人给了200元补偿。

问:您当时是“百万雄师”的联络部长,听您说从7•20起到7•23,您每天都收到30─40封全国各地打来的支持和反对的电报,您还记得有哪些单位?

章迪杰:“七•二零”前后那几天,我一直在宝丰路的五一俱乐部二楼,我们联络部在那里办公。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武汉军区来的。我们与中央文革没有往来。当时我们与中共中央中南组,好像是国务院系统的,每天保持联系,每天晚上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跟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我那几天的任务主要是收各地来的电报,接待各地来汉声援揪王力的。当时黄石的钢城雄师开了6辆消防车来武汉声援。其他专县也派人来汉声援。我们每天忙得只能吃一餐饭,有时拿着电话都睡着了。每天接到的电报大约有三、四十封。我记得支持我们的电报有: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

根据李明文章回忆:“还收到陕西、辽宁、四川、贵州,一些群众组织和湖北30多个地、市的声援电。”

“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

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革命行动,希望您用足您现在的权力,把那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文明、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要知道,他们是想像割蒜一样,把参加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您大胆地干吧,我们愿作您的啦啦队,为您鼓与呼。为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行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

章迪杰:支持的电报上有“百万雄师万岁!”的口号,每天也收到不少各地造反派组织反对、声讨“百万雄师”的电报,上面有“打倒百万雄师!”的口号。来电到7•23中央表态后停止。

问:“七•二零”事件后,百万雄师虽然垮台了,陈再道司令员等也被打倒了,但毛主席对造反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七•二零”事件既是百万雄师的转折点,更是造反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个月以后王力、关锋被捕垮台,全国开始收缩、退却,准备召开九大。40年后,您们怎样评价“七•二零”事件?怎样评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怎样看待今天的社会?

俞文斌: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天的社会还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经济上,有些人工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比如我和章迪杰工资的差距就很大,但日子还是好过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平等的。毛总想平等,越搞越糟糕。对困难群体,国家应该多多给予照顾,国家不出面,哪个人都无法解决。

章迪杰:40年后看“七•二零”,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王少荣: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43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

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

章迪杰: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

问:请谈谈你们和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叶明以及邓小平、陈丕显、钱运录等人的交往经过和对他们的印象。

章迪杰:从1967年5月16日“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我们“百万雄师”的头头谁也没有见过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七•二零”事件发生时,孙德洲见过陈再道,有人向他介绍:“这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俞文斌、谢敏华与牛怀龙师长、蔡炳臣政委联系比较多。我们每次去军区反映情况,都是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副司令员接见。陈再道、钟汉华通过叶明、杨秀山等随时了解“百万雄师”总站的情况。并且告诫我们:“有少数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与老俞联系多。武汉军区李明副部长的爱人叫高新华,是“百万雄师”的成员,李部长平时不出面,但他可以从高新华处随时了解“百万雄师”的动向。陈、钟不接见我们是为了避嫌。武汉军区对我们是暗地支持,明的不敢表态。“七•二零”事件平反以后,我们经常与陈再道来往,陈再道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俞文斌:平反后,陈再道要我带几位兄弟一起到他家去作客。他当时是铁道兵司令员,卫兵不让进。我叫卫兵通报一下,说有个叫俞文斌的人找他。陈再道正在主持200多人参加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听说,马上宣布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叫秘书把我们迎进去。对我们非常客气、热情。他说,我早就希望你们来好好聊聊。他要留我们在北京多住几天。陈再道那次谈了很多东西,当时还录了十几个小时的像,他谈话的主要精神我都有记录。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七•二零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了,我看了。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不客观。这本书是张体学的小儿子帮他写的。张体学的小儿子跟他当秘书。

邓小平这个人很坏。邓小平打越南时,我议论过此事,我说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和我们党关系很好,邓小平总想整他,就派军队打越南。有人将我的议论汇报上去了。我原来想见见邓小平,邓小平说,两派都没有好的,都错了。现在讲这个话没有什么,但当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很好,文革他没参加,都是别人的错,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

陈丕显是一个非常好的人。1977年7月调来湖北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后,过了一两天就来找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还是说,主要是想让你出来稳定两派群众的情绪。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的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有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派别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闹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省总工会主席一职。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每月有一次省委常委会,他每次都叫秘书通知我一定要到会。我有时也去跑地、县,而且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1982年10月调到中央以后(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因为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那时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我还去过汪道涵的家。后来我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

1983年王群(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提议让我担任武汉市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这个位置。最后冯传武任武汉市经委主任,我任副主任。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二期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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