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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徐 明: 1967年周恩来着手处理湖北武汉问题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4, 2009 10: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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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周恩来着手处理湖北武汉问题

                徐 明

〔编者按:本文作者曾以笔名鄂豫撰有《1967年周恩来处理河南和湖北问题》(见本刊zk0502e),现在,作者将原文分成两个部分,分别论述周恩来是如何处理河南与湖北问题的,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采访了不少当事人并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进一步充实了原有的文章,使论述更为详实。本刊特此推出以飨读者,并向徐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恩来,在1967年的2月,就频频接触湖北武汉问题,介入武汉问题。而5、6、7三个月深入河南问题解决河南问题,也从侧面和深层次启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分析武汉问题,决心在处理河南问题时,解决同一大军区的武汉问题。在1967年中共中央的文革派来看,处理河南问题与湖北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这点,周恩来在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讲话就提到:“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康生在8月30日接见河南代表的会上也点出:“在河南问题上,我们开始一着手就感觉到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

                  一

  2月11日,周恩来接见西安代表的讲话时,提到“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这里表现了周对武汉造反红卫兵的不满意。接着周开始讲历史,讲古田会议决议,“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这大致是在所谓“二月逆流”前,周恩来对武汉运动的一个温和和侧面的批评,对红卫兵的善意的也是严肃的批评。到这个时候,周恩来面对的武汉问题,还仅仅是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当地造反派的问题。

  到2月底,根据原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回忆,周恩来曾与到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抓好3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讲话之时,武汉军区已经对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采取了对立、批判的态度,但还未公开将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实行镇压。陈后来心里不服的,也是好像自己是按总理要求稳定生产和秩序办的,没想到会犯错误。此外,处于批斗和保护状态的王任重,于2月底、3月中旬接连给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写信,申述自己的问题,要求稳定武汉生产形势。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他主张保护原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意图,应当是由武汉军区去照办的。应该说,当时周恩来与陈再道的这些心态与愿望,都是一致的。〔1〕

  到了关键的4月,军委十条业已发出,毛泽东要求继续革命造反夺权,保护革命小将,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周恩来已经经历了处理青海事件、内蒙事件,对安徽问题表态等等地方纠纷排解。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号召解放军要立新功。武汉军区已经面临在支左工作中与各造反组织都处于对立的局面,陈再道面临是否犯(“二月逆流”)错误的关头。陈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言行举措极不理解和内心不满,一方面又需要得到中央文革的理解和支持,他也生怕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犯什么路线错误。周恩来将面临的湖北武汉问题,已经变成为军队与造反派的关系问题。

  按陈后来的回忆〔2〕,当时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抱怨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下面为难。他并且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即下面建立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但中央文革拒绝了这个建议。

  时下不少文章辗转相告,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不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讲话的全文记录,只能按当时背景去判断,江青这里指的成都和武汉,是说的军区,可以“冲一冲”,按当时的话语,即是说军区有错误或问题,可以“烧一烧”“轰一轰”。后来又说江青对有中学生绝食抗议动了感情。(67年4月,江青的确对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有看法,不过,象沈阳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新疆军区、广州军区,也有不少造反派在揪“X老谭”,以口头、书面,乃至行动的形式在冲击军队首长,声势不亚于湖北武汉。以往探讨大多忽视了群众的过激行动的能动性,习惯于在上层追踪黑手和源头;这些年仅以江青的某言某语来追究造成某地问题的“原罪”,好像有点难避“历史唯心主义”的巢臼,也并不符合“揪军内一小撮”的深层背景与事实。)

  于是,出现了周恩来直接介入武汉问题,江青与陈再道翻脸最关键的一幕。陈认为武汉与成都不一样,要求向总理汇报武汉实际情况;中央文革通知陈再道、钟汉华4月19日谈武汉运动,周恩来主持会议。鉴于周刚从广州赶回(在广州数十小时紧张活动,19日才回到北京),这次会见由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安排,等待主持文革碰头会的周总理回京而确定;历史地平心看来,当时在周恩来的主导思想和调解下,中央文革小组和陈、钟二人,主观上都有落实军委会议精神,沟通思想,搞好武汉运动的初衷。

  穆欣说〔3〕: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解放军报记者”,出版的《快报》,实际上成了江青一伙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的舆论工具……这些记者中的一些人,为了迎合林彪、江青一伙的胃口,不惜胡编乱造,制造事端,陷害地方领导同志。如1967年4月19日,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江青还说,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这后段引述的重要情况完全是事实,我们看到江青似乎并未对武汉情况有特别的倾向性,除非她是故意耍花招,处心积虑地要整武汉军区。而前面穆欣引自陈再道情绪化的指责,今天应该重新认识。

  19日这次会议在总理主持下开得不错,一致赞成请文革小组出面让造反派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结果是当天武汉就出了问题。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电话内容:电话说:“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时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1967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来收尾了。

(不过,当时参加19日汇报会议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4〕)。

  按穆欣说:这事被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插手一搅和,却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这位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兴师问罪。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盛气凌人的指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江青难惹,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按:武汉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但文革以后,在陈的回忆里又重新讲了以上情况,穆欣基本上按陈自己的回忆所说,判断是非。)

  穆欣说: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在4月,本来文革小组和武汉军区都试图合作(文革小组想让军区领导承认有错,军区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恩来试图调整两者相互关系、缓和武汉局势的努力,因为这件意外的事适得其反。

  “文革演义”圈子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9.13事件”和“7.20事件”了,而4月16日讲话,以及从19日到21日在卤莽的老将和江青间的冲突,成为林彪、江青蓄意整治武汉军区、制造“7.20事件”的首条论据(此说由高皋、严家琪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于1986年最先提出,后来者一再沿用,没有辨证)。这大概有些书生说古,像今日盛行清宫戏说一样,老百姓的历史观就打从戏说里来了。至少大家都没能看到早应解密的有关“动态”“快报”和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实际记录,没有调查当年武汉实情和失语的群体,也没有人去找当年记者站的负责同志了解驻武汉记者的实际作为,并不明白陈再道对于记者站和快报的一些意见是不恰当的。

  好在震动朝野的“两案”审理,不包括尚属党内斗争的1967年的问题,否则这四月的纠纷,难于送上真正严肃的法庭。

  虽然出了这点小不愉快,但毛、周核心对军区和陈再道依然是基本信任的。4月23日,毛泽东对四川释放人问题报告写下批语:“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后毛又批林、周阅办。毛泽东这里讲的意思,依然是要保护群众,也要爱护必须依靠的军队,要求正确处理军队与群众相互关系的。

  另一个批示是直接与武汉有关的:同日,毛泽东对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事宜批示〔5〕:“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周恩来之后有关河南、湖北问题,处理军队与群众关系,处理军队犯错误问题,基本上就是如此办理的。这里,毛泽东已经对河南省军区反映的干部问题产生了怀疑,而要周恩来与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商议,解决河南群众纷争的问题和干部解放问题。毛泽东对武汉大军区依然是相当信任的。

  权延赤的《微行》说: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笔者以为,如果是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研究的话,这里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说明当时确实是林彪有意有行动要陈、钟入另。因为1967年的五一节活动十分重要,周提前一旬(乃至半个月)就开始计划安排,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亲自安排军队和中央的重量级老同志参加,包括一些在当时甚有争议的同志,毛还作了具体安排和强调,周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干部和群众做了相应思想工作。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林彪和周一起组织五一节活动,或者林竟然提交军队干部“是”和“非”的说法和证据 。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文革小组办事组、军委文革,也都是具体办事,并无决策权利;与陈翻脸的江青也实难干预这等(军队的)政事,决策权在毛、周。在1967年五一节前后,三总部的杨成武、萧华奔忙于周恩来左右,涉及军队事宜他们有权有义务帮助周,他们似不可能无端打击一个军区司令员。所以,陈、钟被中央无情“逐客”,究竟是何方神圣的决定性意见,为什么在当时会这样对待他们?此事,众多史说没有深究,似乎是林彪、江青一手遮天,杨成武还是权延赤也讳莫如深?对于武汉文革研究来说,这还是一个今后需要弄清的事情。〔6〕

  4、5、6月,是武汉武斗升级,问题胶着不清的90天。周恩来对武汉发生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7月18日他在军区的二级部长会上的总结讲话,对陈再道和到会全体说“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披露出几个月来,中央对武汉问题有倾向性认识,没有轻易表态是在观察和等待军区转向);他虽然没有直接去处理尚不明朗的武汉问题,但是他在主持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接手和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我们从他处理的有关问题中,可以管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全国地方运动的基本倾向。

                  二

  在繁忙的四月,周恩来至少就7个省区的问题,具体办理、批发了三个中央文件,与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进行了15次讲话或发出电话指示(不完全的统计)。4月1-4日,周恩来与四川干部、群众代表谈话,主持接见四川地区代表;4月4日,中央发出为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平反的文件,并与军委领导、中央文革成员与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4月6日,总理主持接见内蒙四方并谈话;4月12日,周恩来给予安徽造反派以电话指示;4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内蒙问题处理的决定,总理主持接见内蒙四方;4月14日到18日,周恩来4次接见广州地区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并做出重要讲话(19日返京);4月22日,与韩先楚谈福建问题,23日,和其他领导人就山西问题讲话,同日,接见首都三司汇报福建问题,并批示请中央文革劝阻成都红卫兵影响铁路局工作;4月25日,接见四川代表,讲话;4月26日,接见山东杨得志和王效禹;4月27日,接见内蒙上访人员并讲话;4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周恩来接见福建群众代表并讲话。在这些决定和讲话中,周恩来除了宣传当时毛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劝导群众组织正确对待干部和军队,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外,也一再强调了要支持革命造反、夺权,要爱护革命造反群众运动,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犯的压制群众的错误,严肃点名批评了当时认为的保守派。

  在红五月,各地的造反派急欲自身的“翻身解放”,不理解为什么中央迟迟不表态支持本派组织。5月5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谢富治与韩爱晶谈话,谢说:“你们红代会支持的二七公社是对的。军区的作法是错误的。”韩爱晶就问:“为什么还不解决?”谢答:“不那么容易,中央文革现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外省了。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它牵涉到军区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何运洪是错误的”。从这侧面看到中原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内在因素,因为涉及军队,不能一下子解决。

  5月6日,成都132厂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48人,伤127人。两派武斗给四川问题的解决提出契机,也为东部地区的冲突双方提供了启发;武汉的两派都在努力从四川问题找到自己该利用的东西。当日,周恩来与成都军区甘渭汉谈成都武斗问题,次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日,总理与萧华在宣读四川决定的大会上讲话。6日,还就《江西日报》问题发出电话指示;5月11、12日,就呼和浩特冲突问题,与军委、军区领导人商议问题,并就红卫兵占驻江西日报一事致电红卫兵组织并省军区,要求撤出;5月13日,在关于重庆市问题的会议上讲话,接谈重庆两派;5月14日中央批发广东军管会、湖南省军区报告,批语指出军区犯了错误;广州军区在当时是中央一再表扬的,对错误有认识也在改正中的大军区。5月16日,周又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并讲话;5月18日周接见内蒙来京人员和军区警卫营代表并讲话;5月19日,就四川宜宾武斗问题,周指示: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20日,和有关人员谈鞍钢问题;21日,同内蒙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谈话,参加军委扩大会讨论制订解决内蒙问题的决定;5月25日,内蒙上访军人和群众大闹政协礼堂,与总部领导辩论,殴打军区政委,周到场严肃制止,下令逮捕凶手,约军委领导人商谈解决内蒙问题;5月26日,周恩来就新疆大学某组织召开某大会专门发电制止,并批示、电示制止新疆武斗事件,同日军委发出处理内蒙军区问题的决定,周并与呼和浩特市造反派谈话;5月29日,主持河南第一次进京汇报团会议,并讲话,决定向河南派出中央医疗队,并同东北地方、军队领导商议,又同造反派谈鞍钢问题;5月3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XX、XX、XX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该精神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周对江西问题的处理决策。同日总理指示:1.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2.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3.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4.刘培善先作检查。5月31日,周恩来批示68军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军管的请示电。

  如果身临其境体验过当时险恶纷繁、矛盾百出景遇,认真罗列和客观分析过周恩来每日所有活动,研读过他在这个月的所有讲话和指示(不仅仅是对外地问题,也不仅仅是一部分批评造反派的话语),体谅他的复杂心态,就不至于身居要害专职研究周恩来,研读过众多档案资料,却得出周仅仅是慑于“伍豪事件”的威胁而不得不仰江青鼻息,做“中央文革小伙计”悲惨而简单的结论。

  6月份,是周恩来主要解决河南军区问题的一个月。此前,在6月1、2日,同中央文革谈广西问题,又与军区负责人谈话;6月4日,中央批发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错误情况的报告,同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6日、11日,就杭州武斗问题指示浙江军管会制止武斗,叫群众组织派代表进京会谈,13日接见浙江到京代表。

  6月13、14日,第二、三次主持接见河南代表;6月23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6月28日,就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发出电话指示。频繁的接见、听汇报、表态仅仅是一个方面,周恩来始终到群众第一线,倾听群众实际意见和苦痛的作风,体现一个中央政府的总代表和群众平等对话,解决实际(又非常困难)问题的历史。实质上周恩来还在提携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干部、保护河南革命干部,解放干部作了大量工作,使得支持造反派的刘建勋带出来一大批地市委书记,在河南文革形势转向上,起到重要的作用;造势文革的底层平民群众也得到其他省市民众未曾有过的发挥。解决河南和四川问题是观察湖北问题前途的一个最直接的视窗;在6、7月,武汉的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各派,都把是否会走河南、四川的道路看成十分敏感的大事。研究和解决河南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周恩来试图解决湖北问题的倾向和决心。

  此外,6月14日,周恩来同宋任穷、李富春、陈联锡分别谈话;21日,接见福州军区和江西省领导时,指示六个不准;25日,对上海干部、群众代表说,“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省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次日返京)。29日,在周恩来的严肃批评精神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电报,警告江西造反派: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同日,致电绵阳县委转四川“红成”,劝阻万人赴京请愿;又接见广西两派群众代表。

  通过以上几个月的活动,周恩来对与湖北问题有相似背景的问题,不厌其烦地耐心做工作,协调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军队、干部的冲突,对湖北武汉的问题解决,创造了条件。

                  三

  下面我们可以再转过来看武汉本地运动进展情况:

  5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3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想显示出在中央——包括周恩来帮助他们后,他们内心还是希望跟上中央精神的诚意。5月27日,在武汉总字127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副省长、张华副秘书长操纵了反革命逆流”。这些谣言自然与周毫无关系,但也说明武汉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足以影响民众的周总理身上。

  6月6日,针对近来武斗加剧,中央发出[67]178号“通令”,严禁武斗。“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武汉“百万雄师”也发动了空前的“外交”活动,他们一方面和“丧家”的四川“产业军”、剽悍的河南“十大总部”讨论形势、切磋经验,避免再遭覆没,其联络人员也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和首都红代会、北大、清华,要求中央和这些有名的造反派理解与支持他们。一度“响当当”的聂、蒯也表示出对武汉局势的暧昧态度。其间,清华“井冈山”撤走了(团派)驻汉人员。原来,周总理与张春桥借会议机会对蒯大富说韩先楚、许世友和陈再道中央都是要保的,要清华“井冈山”学生不要在外地支持揪谭式人物冲击军区。清华“井冈山”就撤走了驻汉联络站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张闯。〔7〕

  6月10日,三千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致死华农学生。中央文革曾指示叫“百万雄师”撤兵,陈再道7月被批斗时,自己交待在10日左右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接电,提出要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还很自信与率真地嘲笑中央文革的书生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不同意党委去研究这个问题。〔8〕陈司令的思路的确十分清晰:全国和北京的武斗都没有能制止,叫武汉制止什么!我又没有号召武斗。也难怪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有支左干部说:武汉的运动控制很好,还没开枪打死人嘛!

  但是中央《通令》发出,武汉的武斗不但没有降温,而且其规模到6月中旬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三镇的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在武装镇反的前提下,一举清除造反派,解决夺权问题。“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十分鲜明地概括了这个态势。6月17日,有组织的武斗队伍在汉口城市中心地带与造反派激烈冲突,在6月23-24日,数千“百万雄师”围攻并血洗无线电厂工造总司司令部,汉阳攻打轧钢厂,武昌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25、26日围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楼,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群众于25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明确要求(周从1966年一直支持的)造反派“长办联司”遵守纪律,不要动武器。〔9〕群众与周总理如此的信任、互动,此例表现的甚为具体;周十分清楚6月下旬武汉局势的危急、中央的倾向和群众必须掌握的政策分寸。

  同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后来许多议论乃至研究文革历史者,说该电是康生或陈伯达个人指示所为,是压制军区的作为。我们奇怪其历史根据和政治逻辑何在?〔10〕要求武汉军区切实制止“百万雄师”挑动的武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有共识之事,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做出的起码规范。周恩来在河南问题上,就严肃批评了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挑起残酷的武装围剿。况且陈再道司令员自己在7月初与周恩来通电话时,也曾汇报:武汉两派群众武器业已收缴,形势缓和,军区按“6.26”电话精神,已经组织群众代表,准备进京会谈。说明当时陈司令也将该通知视为中央的通知(而非他已经不高兴的所谓中央文革个别人的批评),且是向周总理回报执行通知的情况。而周则在完全知晓电话通知精神和全局情况的前提下,告诉武汉代表不要来北京了。

  我们30年后的历史研究,何以要退到当年当事人也没有采取的非客观非历史的立场?我们只要不是有意忽视仅仅20天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坚持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批评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就不会在毛、周辞世之后,满怀偏见地(而且是政治幼稚地)把“6.26”电话,仅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故意打压军区陈再道,“混淆是非”的所为。是否非要周恩来放弃指导,去放任武斗,眼看一派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群众被活生生的镇压——乃至被屠杀,才是理智正常和真心抵制了文革呢?我们不应该把部分人的一相愿望强加给历史和周恩来。

  到了七月,周恩来试图策略地处理武汉问题的思路,或许已在频频的河南汇报、接见、对话中形成。他原意叫武汉军区组织各派群众进京汇报和谈判,如同河南模式。后来陈再道和受他的回忆影响的读者,认为如果双方到北京谈判,总理的温和、折中办法或许可以使军区与“百万雄师”结果好些。其实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即便是没有后来的“武汉事件”,也没有其他事情显示出陈司令很难有政治能力控制武汉局势(不是“蓄意抵制中央”),周恩来准备留给武汉的,基本上就是解决河南问题的模式,1967年7月18日的讲话,与中央领导对河南的八次讲话(周恩来到场讲了6次)原则完全一样嘛,毛泽东与周恩来无非坚持要求陈支持“三钢三新”,让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造反派群众拥护一个仅仅“犯了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又“已经认错的”一位军队老同志嘛!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基本倾向,是今天把文革作为历史来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不应回避的问题。

  7月6日,毛泽东把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发的《群众来信摘抄》55号刊登的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团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电话汇报批示给林彪和周恩来,提出“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制止武斗,“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在湖北周边,武力压制造反派的冲突正在升级,中共中央决心逐一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派遣野战军出面制止武斗、支持造反派。这些,皆成为解决武汉问题的一个前提和客观背景。10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讲到,和陈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且传达毛的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了,而是强了”。此事距离武汉“7.20”不到半月了。

  关键的是,在7月6、7、9三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到毛泽东处开会,至今任何研究未曾披露毛、周商议的内容;但毛泽东就在此时提出了南巡,而且要到武汉渡江,应当也涉及到毛泽东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否则周为何紧接其后(大致就在10日这天)明确与自己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呢?

  7月13日,即毛泽东决定去武汉解决问题的当天,周恩来批发的中发[67]218号《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发出,发到各级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并转各群众组织,通知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该通知专门提到湖北,以及与湖北比邻的川、湘、豫、皖、赣数省,是当年中国腹部两派群众武斗特别剧烈,所谓“革与保”的矛盾十分激烈,也是中央明确要支持的革命造反派与部分军队干部冲突激化的地方。

  不过到13日后的下半夜,该《通知》已发出,睡梦里的各大军区司令还来不及看到文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分别踏上去武汉的旅程……

  1967年6月、7月的“全面内战”问题,已不是简单的所谓造反和保守的冲突问题,而是许多地方,在一些抵制文革运动的地方干部和部队领导的纵容乃至支持下,动用专政工具,组织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实施规模性镇压屠杀。文化革命面临是搞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还是公开合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问题。面对镇压和屠杀,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代表人,周恩来本人已经不是什么倾向“革”或“保”的选择,倾向这派那派的感情,只应该动用政府的力量(包括舆论、指令、法规,特别是军队)立即制止国家机器的混乱运作、制止群众之间的而且是带某种局地主导性倾向的杀戮。文革就是千错万错,是否到近40年后的今天还存在一个动用国防军、基干民兵(预备役),武装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神圣理由”及武装镇压文革及普通群众的“绝对真理”呢?这里有最起码的政治学和法学概念,可是一些人在谈论文革历史时往往回避起码的法理常识,却按照自己的感情——甚至是当时的感情来进行是非判断。笔者实在弄不明白的是,我们口口声声崇尚“无产阶级民主”,我们还千方百计引进西方“现代民主”,为什么对1967年血腥的春夏武斗杀戮,对当年的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言行所为,会出现如此的暧昧,要歪曲一个真实的周总理呢?

  在5月底,周恩来决定派遣中央医疗队到武斗极为惨烈的河南,并参与现场调查研究,应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总理的行为,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作为。更何况,他也确确实实、时时牢记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根本意图,还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吃亏(对黄永胜就警告,再不能制止武斗,就给造反派发枪)。这一基本取向,决定了他处理湖北周边地区和武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今天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回避或扭曲周恩来在当年主持文革碰头会处理大政的事实,尽管碰头会遭遇江青的多种干扰,是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总管全局。现在世人简单地猜想和宣传,是中央文革收集假材料欺骗了中央和毛泽东,甚至是江青制服了周,让毛泽东、周恩来一个一个省区做出错误的决定。其实问题远比这反历史的浅薄假想复杂千百倍。特别是既无理智地参与重大历史旋回的机遇,更无站在周恩来及其宏大社会实践这“凯旋门”下,认知文革实际的“研究者”,居然用自己猜度的周恩来的心态,扭曲中共政治历史,对中国民众作出种种的“周恩来研究”渲染,对周恩来做出不公正的判断。〔11〕

  周恩来观察问题、判断问题的信息资源从何而来?

  一度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穆欣,总属于在“凯旋门”下站过一下的;他认为一些《解放军报》的记者,领江青之命,煽动反军区,说假话,这不幸又冤枉了一大群好人。当年,先从新华总社,又从全军抽调了200多政工优秀干部,后来又从军队与中央部门抽调大批干部,充实运动的工作,为中央收集运动动态,下情上达。这是一个特殊阶段的工作集体。仅仅是经周恩来同意调配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最多就达到200多人!恰恰在“快报”报道武汉,出现纠葛的4月21日当天,周恩来就专门接见记者站全体同志,高度地肯定他们的工作。〔12〕

  周恩来在“武汉事件”中的7月22日,与陈再道交涉要求立即设法放出被揪斗的武汉记者站的记者。而在20日再赴武汉,临行,又亲自令记者站急派5位记者到汉,恢复中央的信息渠道,调查事件真相;在京记者郭某、张某赶赴水利学院与武大等学校,反映了学生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北京组的张春亭则带领四个同志(记者郭某、谭某和两名发报员)先到湖北新华分社,再转移到有安全和工作条件的武汉空军,展开调查。他们及时地向中央如实的反映了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说明周始终牢牢掌握信息管道,对中央文革记者站是完全知情和充分信任的。

  这些记者(多数是当年县团级的军队政工干部),经历多年锻炼与考验,政治、文化素质基本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当时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为革命运动出力,为中央领导正确决策出力。他们和共产党的其他干部,不论是造反了还是保守了的干部大致一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观上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想把革命事业办好的。首先他们是尽力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神州大动荡的实况和民间的各种情绪。他们中,也仅仅是个别人在具体工作问题上受到当时的个别领导(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的批判或斗争,后来也平反了。对他们在这个特定政治运动中的具体作为,不应去追究其个人责任,而要看重时代和历史的环境。这个特殊群体在文革运动中的遭遇,他们的悲欢得失,今天鲜为人知。今天传说的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好似江青的私家队伍,其实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对于研究文革历史是极不严肃的。

  这是一个由党组织选派,对中共中央整体需要负责的工作集体。他们既对文革组长组员要负责,更要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文革最高领导人负责。今天人们只听说江青对他们发号施令,却鲜有人知周恩来与其工作存在互动,党组织约束和周恩来具体抓记者站,也有他们正常的回应;特别是在大动荡的1967年。现在许多议论给没有起码历史经验的青年朋友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一些单纯由造反派控诉当权派和军队领导的材料和记者不负责任的告状,就驱使江青来煽风点火,对军队干部撒泼。从1967年春陈伯达受到批评以后,周恩来实际上就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记者和联络员提供的动态材料,要经当时毛、林、周、陈、康、李(富春)、江青阅示,工作人员要集中学习各个批示和领导讲话,周和以下各文革领导人,不定期召集各类工作人员开会、发指示,有表扬也有批评;工作人员还要(视工作内容)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各种接见,熟悉和领会情况与精神〔13〕。在非常时期的大动荡之中,中央指挥文革运动的核心机构仍然有着极为严肃、紧密、规范的工作纪律与规则,中共中央有自己的政治规则,并非野史文学里的儿戏。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办信组、记者站有属下的工作人员、记者和联络员;周恩来除了接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这些来源的大量信息外,还有总理值班室下属的专门联络员(有的也由文革小组的记者兼任,如在武汉活动的姚某),有自己完善和通畅的信息渠道。而且,早在1967年元月武汉批斗王任重,周恩来就通过其办公室密切掌握武汉情况,南下学生向该办汇报与请示,周还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要求揪王回清华批斗之事,对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做出不同意的指示,元月29日凌晨,还接见过该大队联络的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造反派,听取关于武汉批王、夺权、群众组织情况的汇报〔14〕。信息是通畅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研读红卫兵小报与各种资料。196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合署“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对外承担接待任务,此为又一信息渠道;特别是国务院的信访室在原有50多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也增调了35位部队同志,专门研究人民群众来信,再将信息组织提供总理秘书或直接送周恩来。周在郑州与武汉地区的多位联络员(包括当时也被中原群众称为“联络员”的老秘书周家鼎;他后来就回忆到当时几个秘书按6个大区,一人关注一两个方向,通过各种渠道—电话、电报、来信、来访、报刊、简报等,将一天的各地动态汇总报告总理),就与当时各派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各派群众送交的材料,分类整理后直接上报周总理。周自己就亲自对记者站同志说(4月21日):中央领导是将各军区汇报和其他渠道汇报的情况结合起来,两边对着看,分析与作出判断的。他的判断并非仅仅听信某些倾向,而是在看了军区的汇报后作出的。一些联络员也通过与群众接触,将周恩来的意图和要求,中央规范与制约群众的愿望,传达给群众。譬如,在6月、7月,这些总理联络员就多次与武汉群众接触(在武汉或北京),从正面引导群众。文革办事组的党支部书记王道明,在地质学院召开的声援武汉运动的大会(7月14日)上呼吁武汉赴京告状群众,要回到本地闹革命。7月中旬在北京人民文化宫,周秘书在群众一再追问下,就面告武汉工人,中央领导已经到达武汉,除了毛主席都去了,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不论是记者还是联络员,谁也不得参与部门或地方的运动,不得表态、泄密,可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群众,把他们看成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派来的可靠的人。这也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

  参与这些工作的联络员与工作人员大多是和陈再道、(河南军区)何运洪一样的军队机关干部或中央机关文职领导干部,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对文革工作人员怀疑与否定,反过来认为这些军人、干部在上下联络中是“败事有余”的?甚至有四十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居然会轻信片面的、错的假的信息对河南、湖北事态进行判断?当年在武汉承担所谓《解放军报》《红旗》记者工作的的几位海军团级政工干部(高、姚、都、杨、王某)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否同意这种武断评价?除这些信息渠道外,周恩来更是通过一次次亲自接见群众、干部、军队同志,和干部群众广泛、直接接触,促膝恳谈,启发疏导,把握着各地运动发展的脉络和矛盾冲突的关键,尽可能在实现毛泽东的文革理想,按中共中央当时倾向性意图引导运动的同时,使民族和国家经受的阵痛尽可能轻一些。从周恩来后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二级部长以上领导会议上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早已熟悉和掌握了武汉的基本情况(乃至具体事实),问题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

  诚然,周恩来遵循的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思路,这一思路究竟对不对?后来在“7.20”事件中遭受到空前的反弹,则是另一个论题了。

  从周恩来在处理河南问题与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可以看出,尽管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有着一些严重的分歧与矛盾,甚至江青一度要求他不要管地方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也不要他组织地方来北京的汇报(此据王力回忆与高文谦访问王力所言),但实际上这些重大事宜依然是周恩来组织和处理的,他在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中的根本立场和思想倾向,关键是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他是在掌握和处理地方文革问题中大权在握的总理。

  说明:本文参考与考证了《周恩来年谱》、有关谈话记录的文字印刷材料,以及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史料,对于部分具体事实,又专门采访各个方面的多个当事人,查看口述史,取得证实。鉴于种种原因,这些被访姓名不便都在页注里一一注明,请读者谅解。

注释:

〔1〕 周恩来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并讲话是在3月13日,陈所说的谈话是否早前单独的另一次,待查。
〔2〕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原载《南方周末》与《中国老年》第1—5期。该文代表了陈个人看法,也引发军内外不少同志的异议,前武汉军区与湖北省委曾阻止该文在湖北武汉的报刊刊载。陈本人也曾向一些提意见同志道歉,说是秘书写的,自己不知道。某些研究文革编著援用和阐发该文述及事实,也引起一些当事人的抗议与申述,某些主编也说不明真情,曾向抗议者道歉。
〔3〕 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4〕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1967年7月底在军区的揭发,《武汉事件资料汇编》,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编印,1967年8月;《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调查编辑,1967年8月。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 从何蜀、王年一等撰写的《林彪是观潮派》分析看,林彪当时一些重大问题似高高挂起,具体事宜更是躲的远远,不置可否。
〔7〕 蒯大富回忆和证实(2004年)。
〔8〕 据陈的秘书在1967年的揭发。
〔9〕 原武汉《长办联司》负责人顾建棠 回忆(2003年,2004年8月证实无误)。
〔10〕 该电据经办者回忆,系戚本禹和杨成武共同拟定,经办者打印,陈伯达审批发出,并呈总理审阅。
〔11〕 凯旋门说,参看金冲及谈研究时赞扬李琦说:“后人凭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去研究周恩来就像只拿了100张照片来研究凯旋门一样。而我们研究周恩来,就像既曾亲身在凯旋门下面站过,又有100张照片可供参考张照片可供参考,这就是后人难以替代的优势”。《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的讲话》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12〕 会上江青仅仅是要他们注意工作方法,说人家告状都告到上面来了。
〔13〕 据原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和记者站工作人员、群众通讯员龚某等(2004年6、8月、2005年7月)。
〔14〕 参考《周恩来年谱》,采访当年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负责人叶某(2005年元月)。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九九期 二○○六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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