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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欧阳龙门: 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0事件”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3月 04, 2009 6: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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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0事件”

                欧阳龙门

  目前流行的有关1967年7月“武汉七•二0事件”的说法(见〔1〕〔2
〕〔3〕〔4〕以及附录),基本上都是采用当事人、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
道的说法〔5〕。本文附录即是一例,其中认为“由于王力等人从中破坏”,引发
了“武汉七•二0事件”。本文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引发的因
素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引发“武汉七•二0事件”的因素不止
一个,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本人常常出尔反尔、乾刚独断
、临时改变主意而不顾其他当事各方的做法。

  由于陈再道是事件的当事人,其叙述难免有倾向,所以本文力图将有关事件的
另一些情况加以描述。

  首先是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
1967年7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自然
也包括江青,达成的一致意见〔6〕〔7〕〔8〕。有关这一点,陈再道是明白的
,同时也是刻意回避的。现在流行的说法则有意说成只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个人的
意思〔1〕,这是讲不通的。

  四点指示的基调与两个月前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精
神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当时是打算比照“四川模式”
来解决武汉问题,那就是:军队从支持保守派转而支持造反派,“对为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
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9〕

  其次是在同意四点指示的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各
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既有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也有希望动乱
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一面。在武汉问题上毛泽东既有比照“四川模式”解决武汉
问题的意图,也有与“四川模式”不完全相同的意图。例如,毛泽东的本意有可能
是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象对成都军区的负责人那样打倒。所以,出发前,毛泽
东对周恩来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但是前提是要“陈再道支持造
反派。”〔5〕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都是力图将动乱的程度减到最低。但是,这必须
以不忤逆毛泽东的意志为前提。一旦发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周恩来总是尽力去贯
彻。在处理武汉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论周恩来内心是否同意四点指示,他都要
尽力去贯彻。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则代表了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对于陈再道
以及各地军方负责人,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如果他们不听话,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就要通过造反派对他们展开斗争。至于斗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打倒,则还是毛泽
东说了才算数。

  至于林彪,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是否参与四点指示的拟定。但是,“武汉七•
二0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林彪乐意看到的。林彪是“武汉七•二0事件”的受益
者。

  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当时中央以正式的文件发出四点指示,则武汉的局势将如
同四川:保守派组织将会瓦解,造反派又会分裂、武斗。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是以这
个模式结局的。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将四点指示形成正式的文件
下发。于是,造反派方面通过小道消息得到了四点指示的精神,增强了与保守派对
立的信心和决心。而保守派方面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又有军队的坚决支持
,仍然坚持原有的、镇压造反派的立场。于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生
产、交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别抵达武汉,企图
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状态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
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
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
了各项安排,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8


  毛泽东在7月15日和16日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
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处理西南各省问题的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7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
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
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周恩来象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
总理和老帅一样,“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等人向毛泽东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
误”。而且转告陈再道,毛泽东要保他的意图。周恩来还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
生产的成绩,并且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说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
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
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
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
后来说的:“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5〕
为此,7月18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了毛泽东。毛泽
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但是,前
提仍然是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陈再道支持“支持造反派”。陈
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此后,周恩来离开武汉。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谢富治和王力到造反派一方向他们
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向保守派发起挑衅。保守派则
因此被激怒而冲击东湖宾馆要揪斗王力,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0事件”。

  这里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

  1)周恩来传达四点指示在前,谢富治和王力公布四点指示在后。尽管周恩来
是在武汉军区的干部会上传达的,谢富治和王力是在会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布的,其
结果都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

  2)四点指示并不是谢富治、王力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决定。

  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本人在到达武汉以后,改变
了主意,认为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工总”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
应当实现“大联合”。为此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指示,后来广泛地传达。诸如最有名
的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有“你们想一想,一个
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等等。这就等于是推翻
了四点指示的基调,但是又没有正式作出决定否定四点指示。而周恩来、谢富治、
王力等人仍然停留在四点指示的基本精神上来解决问题。毛泽东突然提出的“百万
雄师”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说法无疑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壮了胆,增强了他们支持
保守派、与造反派对抗的信心和决心。

  为此我们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在形成四点指示之前提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
织,应该实现大联合,而要在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才改变想法?如果说改变想法是正
确的,为什么不重新召集有关人员形成新的决定?答案是:毛泽东不仅常常出尔反
尔,而且常常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无法无天,随便推翻已经形成的决定。

  毛泽东这种新的想法也许更为合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缓和两派的矛盾
反而使矛盾加剧。设想当时的局面,我们不难看到:两派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干部
战士都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蛊惑,把对方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把双方的斗争
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接受对方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各派都善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去各取所需,寻找于自
己有利的部分。

  造反派刚刚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突然又获平反,加上有中央四点指示,正
是士气高昂,怎么可能不去报复保守派,甚至企图打垮保守派?怎么可能去拥护把
他们当成反革命而镇压的陈再道?

  保守派有武汉军区的强有力支持,对造反派的平反本来就不服气。现在造反派
要打垮自己,而同时又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毛主席指示,怎么可能不起
而反击?在当时情况下保守派的愤怒和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法抱怨周恩来,
当时情况下很多人也想不到抱怨毛泽东、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抱怨毛泽东。他们
只好把一腔怒火发泄到王力身上。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0事件”。

  以后局势的发展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毛泽东只好又重新回到四点指
示的精神,按照“四川模式”解决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也和四川的“产业军
”一样被摧毁。毛泽东当初要保陈再道的愿望也未能实现。陈再道和钟汉华都遭到
撤职、批斗。林彪成为“武汉七•二0事件”的赢家,事件后林彪体系的刘丰成为
武汉军区政委。

  纵观事件的发展过程,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偏于造反派一方,边对挑起
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也毫不掩饰地偏于保守派
。虽然目前还没有陈再道或者武汉军区其他人直接策划“武汉七•二0事件”的证
据,但是并非仅仅是“百万雄师”的成员参与了事件,武汉军区的基层官兵也直接
卷入了事件,对此陈再道至少是未加制止,而且是幸灾乐祸的〔5〕。这也是挑起
事件的一个因素。

  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本人的出尔反尔是引发了“武汉七•二0事件”的最主
要因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是经常性的。例如,陈再道用以
镇压造反派的中央指示是《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造反派用以反击镇压、争取平反
的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命令是直接相矛盾的,而且都是毛泽东亲自签
发的。又例如,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讲话中提出:“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基于毛泽东的这段话,才有江青以后的“文攻武卫”
的说法,才有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武斗,天下大乱。然后,毛泽东又
才发出制止武斗,收缴枪支的指示。不过这将是本文以外的另一个话题。

参考文献:
〔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3〕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
〔4〕董保存:《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5〕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6〕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7〕王力:《王力反思录》
〔8〕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
〔9〕《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67.5.7.

◇ 附录:中共官方网站“人民网”所描述的“武汉七•二0事件”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
力等人的,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0”事件。

  1967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
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的发生。1967年7月,毛泽
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
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然而,由于王力等
人从中破坏,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
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
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
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
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
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
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
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王力、谢富治的拒绝。于是,一些群
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
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29师部。
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
行示威,反对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
•二0”事件。

  “七•二0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污蔑这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
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与此同时,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
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潮。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一七期 二○○五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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